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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馆里的歌声与人生 　　音乐与美酒从来密不可分，在哈瓦那的酒馆里，不管多么拥挤，只要墙角还有半平方米的空地儿，就会有一个乐队，以三个人、三种乐器、一首歌的形式演奏着。他们不属于酒馆，也不见他们推销唱片或者索要小费，只有被客人叫到桌旁点歌才能有几块钱的收入。不知道这些活跃在古巴街头巷尾的乐手们究竟靠什么生活，他们身上的衣服和手里的乐器一样有些年头了，但歌声里听不到一点生活的不如意，脸上也没写着心里的无奈。他们在别人喝酒、吃饭的时候不停歇地唱着，没有乐谱，音符都存在脑袋里，或是即兴发挥 “送你两朵栀子花，它们代表我说，我的生命，我爱你，我崇拜你。”这是古巴老歌王易卜拉欣Ibrahim Ferrer）的经典曲目《两朵栀子花》（Dos Gardenias），在几个酒吧里都听到有人在唱。另一位古巴老歌手康贝Compay Segundo）最脍炙人口的歌Chan Chan，几乎被所有街头艺人传唱，无论男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版本：“对你的热爱啊，我没办法否认，我已垂涎欲滴，却又难以自持，当Juanica和Chan Chan在海里筛着砂子，她摇动筛子时扭动的丰臀，看得Chan Chan面红耳赤……” 康贝20世纪古巴音乐的传奇，他从5岁开始抽雪茄，一直抽到96岁去世，他的歌声裹挟着醇厚的雪茄味道，皮肤和发酵的烟叶一样粗糙厚重，写满了沧桑。20世纪末，赛康多把那些从古巴革命以来离开乐坛的老乐手一个个唤醒，将这些曾经的歌王、琴王们聚集在一起，组成了著名的好景俱乐部（Buena Vista Social Club），并拍摄了同名纪录片，轰动世界。为了生计，这群古巴最有名的老艺术家擦过皮鞋、倒过垃圾、卖过彩票、卷过雪茄，此时他们开始受邀出国巡演，当90岁高龄的康贝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奏响Chan Chan的吉他前奏时，他调皮的笑容感动了无数人 演出总有曲终人散之时，大幕徐徐落下，掌声渐渐平息，乐手们慢慢离去。好景俱乐部的大部分成员在千禧年后的几年里相继离世，他们就像许了一辈子的愿，在人生末年可以重逢并重新振作，将自己身体里最后的能量献给他们热爱的音乐。在舞台上，每个人都散发着青春活力，他们顽皮地表演，开怀地笑，眼神里传递着信任和默契。钢琴、吉他、沙铃、小号、低音提琴和手鼓，热情和奔放从这些乐器中迸发出来，传入每个听众的耳朵，燃烧着每一颗心 “我登过自由女神像，只不过那时候只有30岁，现在80岁了……”钢琴家鲁宾在纽约帝国大厦的楼顶感叹。这些人生暮年红遍全球的老乐手，看到纽约的繁华纷纷落泪。他们指着橱窗里约翰F?肯尼迪的玩偶，却叫不出他的名字，正是这位总统封锁了古巴，但在这些老人脑袋里只有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连自己的“敌人”是谁都不知道。他们拿起街上的公共电话想打回家，才发现两国的联络早已中断。“这是我第一次来纽约，也是第一次来美国。”古巴老歌王易卜拉欣约傍晚的霓虹灯里，“我真想把老婆孩子带来，让他们见识一下，也看看这些美丽的东西……太美了，我被迷住了。” 听着老歌，顶着正午阳光的炙烤，行走在哈瓦那老城拥挤的街道里，避开轰着油门的老爷车，看着穷苦百姓拿着皱巴巴的土币买一纸杯皱巴巴的青椒，路过黑洞洞、空荡荡的专卖鸡蛋的商店，以及倚着自家铁窗面向街道发一整天呆的老太太，心里涌起一阵酸楚。我手里随便一张纸币都是他们一个月的收入，这些生活在首都市中心旅游区边缘的人们，买一个带肉的三明治都要算一算钱。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上了年纪的男人，在气温30多度的天气，穿起压箱底的老西装，修饰好胡须，咬着一根可能永远也舍不得点燃的大雪茄，去教堂广场或圣弗朗西斯科广场上吸引游客的目光，使出浑身解数，摆出各种姿势让人拍照，然后央求两美元的小费。那些表现经典的古巴老绅士的摄影作品背后，不是繁荣的旅游业带动的传统文化的保护，而是为了生计不得不放下年纪和身段的无奈 酒馆中的那些乐手，纯纯的笑容背后其实满是无奈，也许他们放下吉他就要为下一顿饭而发愁，然而，他们歌唱时的那种快乐是真实的，因为那些歌唱的就是他们过去的快乐。没办法，他们改变不了现状，但不唱歌就真的失去了快乐 55年，是古巴革命胜利后时钟开始凝固的时间，它带走了一群老乐手的大半人生，却没有浇灭古巴音乐的灵魂。这55年改变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唯独忽略了古巴。我所能看到的古巴，和革命前一模一样，有些地方，甚至从殖民时期以来就没有改变。每条街道、每座建筑都保留着原本的模样，只是在街上玩耍的孩子们慢慢长大，然后老去。走在哈瓦那老城，经过路口时往两边看看，跨过一条街的十几秒钟，仿佛能看到这条街百年的变迁，巷子里传来的音乐声，经过五十年、一百年，依旧回荡。 Tips 好景俱乐部 好景俱乐部（Buena Vista Social Club）原是1949―1961年哈瓦那的一个社交会所，是古巴特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