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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的构成要件研究 　　摘要：对外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构成要件的分析可以沿用传统刺破的“主体―行为―结果”三要件框架。在主体要件方面，公司特定股东的债权人是外部人反向刺破的权利主体，被请求刺破面纱的公司为责任主体，滥用公司法人格的特定股东则以关联主体的身份出现。外部人反向刺破通常适用于非法转移资产和人格高度混同两种情形，分别有不同的行为表现。在结果要件上，外部人反向刺破的适用既要考察关联主体的滥用行为给权利主体的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带来的损害，还要考量公司的无辜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可能的利益损失 关键词：外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构成要件 中图分类号：D913.99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2016.05.0026 随着我国经济生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刺破公司面纱理论（或者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已出现扩张适用的趋势，反向刺破公司面纱（Reverse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RVP）（以下简称“反向刺破”）便是其扩张适用的典型情形之一。反向刺破又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公司自身或者公司股东主动寻求刺破公司面纱，以使公司享受只有股东才能享有的特权或者债务豁免，这在理论上被称为“内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Insider Reverse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RVPI）；另一种是股东债权人请求刺破公司面纱，使得公司对股东的个人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种情形被称为“外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Outsider Reverse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RVPO）（以下简称“外部人反向刺破”）。相比于内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外部人反向刺破更易被国内学者和法官所接受。我国法院就已有不少外部人反向刺破的尝试，例如，在《公司法》第20条规定出台之前有常州凯瑞针织印染有限公司与骏隆机械有限公司、常州仁舜针织印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①（以下简称“常州凯瑞公司案”）；在该规定出台之后，有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沈阳新东方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工程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沈阳市二建公司案”）[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分行与抚顺铝业有限公司、抚顺铝厂、抚顺新抚钢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抚顺工行案”）[2]。即便如此，囿于传统观念，很多法院在面对外部人反向刺破请求时踌躇不决。本文尝试对外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希望能对法院审判实践分析外部人反向刺破问题提供些许参考，也能对我国未来法律完善相关制度有所助益 一、外部人反向刺破公司面纱构成要件框架的确立 在国内理论界，外部人反向刺破之正当性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为外部人反向刺破理论构建统一的构成要件，以规范法官的分析进路，增强法院判决的可预测性。总结国内学者对外部人反向刺破构成要件的研究，可以发现，大家都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主体―行为―结果”的三要件分析框架。追本溯源，“主体―行为―结果”三要件分析框架乃是由朱慈蕴教授在其代表作《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一书中创立，继而成为实务界和理论界均普遍认同并采用的传统刺破构成要件的分析框架。一开始，笔者疑惑，将传统刺破的构成要件分析框架用于反向刺破构成要件的分析是否合适？在学者们高度默契的背后，是否存在心照不宣的理由？笔者曾试图突破上述三要件分析框架，重构外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分析框架，然而以失败告终。细思之下，笔者发现，沿用传统刺破的三要件分析框架来分析外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其合理性或许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按照三段论的思维模式，只有某一民事主体从事的某一或某些行为造成了违法或违约的结果，才可能涉及到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行为―结果”的三要件分析框架正与这一思维逻辑相吻合。外部人反向刺破的适用也不能逃脱这一法律逻辑推理的过程。这或许就是为什么笔者在试图重构外部人反向刺破的构成要件时，任何一个全新要件的提炼最终都可以归纳入“行为”或“结果”的范畴的原因 其二，在美国法上，是否支持外部人反向刺破请求，法院或者直接采用在传统刺破中普遍适用的“二要件标准”（twoprong test），如Towe Antique Ford Foundation v. IRS案②；或者对“二要件标准”加以改造，采用学者Nicholas B. Allen所谓的“逆转法”（inverse method）[3]1180，如FMC Finance Corp. v. Murphree案③。美国法院在传统刺破下普遍适用的“二要件标准”，考察两个方面：一是“控制因素”（control factor）或“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