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文学概述.ppt

那么，我们来看看加缪与萨特的争论之源。依照美国学者罗纳德·阿隆森先生在《加缪与萨特：一段传奇友谊及其崩解》一书中的总结：“绝交根源于两种生活态度的根本对立——体现为改良与革命、具体与抽象、非暴力与暴力、艺术家的态度和哲学家的态度之间永恒的对抗。”而这只是一种流行的结论，阿隆森并不认同，他称之为广为人信的“曲解”——“把争论产生的一些标语误解为争论的起因”。在他看来，加缪与萨特之争是由当时的历史决定的：“他们不同的抉择产生于冷战，产生于法兰西历史与社会馈赠的种种可能，他们各自的出发点和处世的路径，以及相互对立的立场。他们的决裂是一个历史事实，仅此而已。”这足够深刻，但却有些历史决定论的嫌疑。 阿隆森的方法支配着他追逐的观念。没错，他的结论超出了他所鄙弃的二元论，而一个隐性的理由在于，造成加缪与萨特决裂的特定的历史主题已然消逝，我们拥有我们的生存语境，尽管困绕着那两个家伙的疑难同样折磨着我们。所以，阿隆森宣称，“现在，我们既能欣赏加缪也能欣赏萨特，能抵制导致他们分手的非此即彼论。于是我不禁想，一种能集两人之长、避两人之短的新型知识分子产生的时机业已成熟。”真是如此？阿隆森还是相当谦卑地用了一个问号：“这种知识分子能够阐明今天的体制性暴力并接受一种挑战：既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暴力斗争，又不制造新的罪恶。他是一个‘加缪/萨特’？”萨特曾经说过，这种结合体“可能是在虚构一个天使”，但阿隆森仍然固执地强调：“在我们的处境下，他（加缪/萨特）正是我们的需要的抽象化身。虚构的天使，却能成为人类的准绳。” “虚构的天使，却能成为人类的准绳”——这一结论固然有力，却难以为我所喜闻乐见。阿隆森的调门唱得太高，在圣徒加缪与共产主义斗士萨特遗留的精神骨骸上，他又立起了一条烁烁生辉的道德标尺。而我一向认为，从事思想史的清理，不但要具备高屋建瓴乃至苛刻的眼光，还要存有悲悯的人间情怀，所谓史家讲求的“同情之了解”，首要在于“同情”。阿隆森对陈年旧事的探察功夫之高明，以及叙事之公允平和，令我万分敬佩。惟独到了他的收尾，破解了二元论的遗毒之后，竟然企望打造天使般的“加缪/萨特”——我对此在错愕之余，总不免有些恐惧（当然，不排除阿隆森采用“曲笔”的可能）。难道阿隆森真的判定我们已经超越了加缪与萨特的历史？甚至，加缪与萨特友谊的崩坏可以用“历史”这个宏大的语词来轻易打发？黑色的铁幕消失，残酷的冷战不再，但爱与正义的冲突，哲学与政治的矛盾，又怎是一个具体的语境可以瓦解的？遗憾的是，阿隆森没有——或者不情愿承认——在绵延的历史背后，还隐藏着更多的恒久的事物——正是它们决定着加缪与萨特的牵手与分离。 　　 　三 　　 　　这正是所谓的“爱与正义的辩难”。这段著名的往事发生在加缪与萨特绝交之后，但却能更清晰地映照出两人争端的历史图景。50年代中期，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这是法国的殖民地，加缪的故园。不幸的是，加缪被夹在了中间，他不可能像知行合一的左派萨特那样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也不愿意站在殖民者法兰西政府一边。在他的朋友阿尔贝·芒米所称的“难以忍受的历史境遇”（“加缪必定会被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人怀疑，遭宗主国法国左翼愤恨，在他自己的人民中成为千夫所指，这就是他的处境。”）中，“怀着良好愿望的殖民者”加缪无奈地三缄其口。直至1957年12月11日，他参加诺贝尔文学奖为他举行的颁奖典礼的次日，面对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子，他说出了一段振聋发聩的话：“我一直在谴责恐怖。但我也必须谴责一种盲目推行的恐怖主义——正如阿尔及尔街景所示，有朝一日它会危及我的母亲或我的家庭。我信仰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要保卫我的母亲。” 　　 母亲先于正义，或者说，爱先于正义。加缪的诚实和勇气博得了广泛的赞颂，但除此之外，从各个方位蜂拥而至的几乎都是责难（连阿隆都说：“这句话从根本上讲毫无意义……我们明白，在对阿尔及利亚的眷恋、儿子的爱和对正义的关切中，他的心被撕碎了，他拒绝在对立的两个阵营中表态。但是，把‘母亲’和‘正义’放在一起做比较，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秀才的语言，而不是判断一个悲剧性的冲突。”）。以致在后来，加缪不得不修正他的言论——赋予“爱”以“正义”色泽：“当一个人自己的家庭处于死之危殆，他会希望把一种更强烈的宽容和正直感注入他的家庭中，如那些文章明示的那样；但是（假设这一点毫无疑问！），人在如此致命的危险之下，仍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与家庭团结一致的感觉，希望他的家庭至少能幸免于难，并通过幸存得到一个表现其正直的机会。如果这都不算光荣和真正的正义，我想，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了。” 　　对于加缪的中间派态度，主张介入的萨特会做何感想？加缪担忧阿尔及利亚的暴力组织危及到母亲的安全，而萨特的母亲，包括他自己，却险些遭受政治敌对者的黑手。但这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