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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的一项原则;一、国际争端; 传统国际法把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分为强制的和非强制的两大类。 强制的解决方法是一国为使另一国同意其所要求的对争端的解决和处理,而采取的带有某些强制性的解决方法,主要包括:战争和非战争的武装行动、反报、报复、平时封锁和干涉。
但从现代国际法的观点来看,用战争和武力行动解决国际争端显然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一切违反宪章的非和平方法都不得使用。至于其他强制解决方法原则上也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合法方法,但是,现代国际法并不完全排除使用强制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例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安理会在断定存在任何对和平的威胁、对和平的破坏或侵略行为时,应建议或选择不涉及使用武力的各种强制措施,包括经济关系、铁道、海运、航空、邮电、无线电及其他交通工具的局部或全部停止,以及外交关系的断绝。
非强制的方法又分为政治的解决方法和法律的解决方法两种,前者包括:谈判、斡旋、调停、和解(调解)和国际调查;后者包括仲裁和司法解决。通常认为,法律的解决方法,主要适用于法律性质的争端,政治的解决方法,主要适用于非法律性质的争端。 ; 中国的实践:
中国政府通过与有关国家直接谈判和协商的方法,解决了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1984年12月19日,中国与英国通过谈判,签订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13日,中国与葡萄牙通过谈判,签订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从而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中英和中葡两国的领土问题,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特别是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
1953年8月,中国政府在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的声明中首次提出协商方式以后,协商的方法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和重视,并在实践中成功地解决了一些相当复杂或困难的国际争端或问题,从而为许多国际条约和公约承认为一种独立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
1962年10月,中国与印度发生边界争端以后,亚非六个国家于同年12月在科伦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调停中印边界争端的科伦坡建议,中国政府接到建议后,由周恩来总理给锡兰总理复信,表示在原则上同意接受六国的建议作为中印谈判的基础。但是,由于印度无理要求中国没有接受六国偏袒印度的建议,致使科伦坡的六国调停没有成功。我国还积极参与了在联合国主持下,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其它国家参加的集体调停活动,1992年10月,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召开和柬埔寨和平条约的签订,最终解决了长达13年之久的柬埔寨问题。; 对国际仲裁的原则立场及其实践对于以仲裁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
对国际仲裁的原则立场及其实践对于以仲裁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坚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在我国与外国缔结的国际条约中,除了一些贸易议定书外,几乎都没有载入任何仲裁条款。在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多边条约或国际公约中,对以仲裁作为解决争端的仲裁条款,我国几乎都作出保留。
在实践中,1962年我国与印度边界争端发生以后,印度政府曾提议,通过两国同意的方式提名一个人或一些人进行某种国际仲裁,以作出对两国政府都具有拘束力的裁决。我国政府严词拒绝了印度方面的提议,认为,中印边界争端是涉及两国主权的重大问题,而且,涉及的领土面积又有十几万平方公里之大。不言而喻,它只能通过双方直接谈判求得解决,决不可能通过任何形式的国际仲裁求得解决。
80年代后期,我国对于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策有所调整。在我国与外国签订的专业性的贸易、商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非政治性的政府间或国家间的协定中,开始同意载入仲裁条款或在争端条款中包括仲裁的方法。
1993年7月,钱其琛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常设仲裁法院秘书长,按照1907年海牙公约第44条的规定,向常设仲裁法院指定了4名我国著名人士作为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员,同年9月,我国4名仲裁员出席了海牙召开的常设仲裁法院第一届仲裁员大会。 ;对国际法院的原则立场及其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国民党政府仍然窃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我国与国际法院没有任何联系。1971年,我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1972年9月5日,我国政府宣布,不承认过去国民党政府于1946年10月26日关于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同时,我国也从未与其它任何国家订立过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特别协议,对我国签署、批准或加入的国际公约中带有提交国际法院解决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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