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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国观念论到《资本论》 ——重思马克思哲学的形上观点 田冠浩 现代生活的务实取向几乎使严肃的形而上学乏人问津。然而，这却不能改变现代生活本身建立在一种有缺陷的形而上学之上的事实。现代性以对人类欲望的辩护为起点，开创了人类自立法度、自我实现的道路，但也正因如此，现代性在开端中即伴有浓重的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色彩。为了克服现代性的缺陷，康德、黑格尔等西方形而上学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虽然他们未能根本改变现代性的个体功利取向，但却为其提供了责任意识、公共精神和国家主义等富有成效的修正方案。就此而言，轻视形而上学的唯一理由，只能是现今形而上学已无法继续修复、提升我们的时代，但为此拒斥形而上学本身，却意味着在根本上向现实妥协，意味着文明的衰退。在我看来，马克思曾经给出过一种最能寄托现代人理想的形而上学方案，而本文则试图重新寻获马克思的这宗洞见。 古典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与康德的“自主性” 在现代性思想内部，笛卡尔和莱布尼茨最早试图通过论证人类理性的天赋观念，保存基督教对于心灵超越性的理解，为人类意识与行动的统一奠定基础，并以此阐明人类改造、提升自然和社会的精神能力，但是由于没有解决理性与现实分裂的问题，他们最终只能放弃“自我决断”的现代性立场，转而求助于上帝的“预定和谐”。唯理论的例子表明，近现代哲学的发展不仅要阐述人类自由的自然倾向，而且要指明人类自由的形上条件；不仅要论证人类意志的超越性与自律性，而且要说明人类本性的创造性显现，揭示人的自由意志与其自我实现的文明经验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此而言，古典经济学是一门注定会对哲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经验科学。 古典经济学一心解决财富的起源和分配问题，这本身就反映了自然物欲在现代人性中的优势地位；但与此同时，这门科学又肯定了社会合作的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现代性的个人主义倾向，使它能够为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兴起提供相对更合理的自我理解。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发展了一种新的社会观念。在他看来，社会体系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个人的理性计划和预订目标，唯有习惯和时间才能巩固那些“根基不稳的人性原则”，塑造人们的社会生活。（贝瑞，第33-47页）斯密由此将社会解释为人类自然倾向的衍生物。人类理性的作用在此仅仅是识别和顺从个体与社会的自然规律，理性并不能独立构成社会的原则。斯密宣称个人具有自利和交换的本能，这种人性倾向的长期积累造成了社会的分工合作关系。因为，交换将使个人意识到“分工”的利益，比如工作时间的俭省，劳动的熟练、简化，以及新机械的发明。（斯密，第13、8页）在此过程中，个人虽然只追求私利，但交换的需要却促使他们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的相互作用。社会分工体系由此借助个人自利以及顺从于它的理性计算被保存下来。亚当·斯密以此第一次对社会的现实运行机制做出了一种一贯性的自然主义解释。根据这种解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可以进一步宣称：经济学在本质上能够借鉴牛顿物理学和数学的方法，为人们的社会经验找出类似“万有引力”的必然规律，从而提高人们对经济生活的预测和适应能力。经济学因此逐渐成为现代学术体系中的显学。 虽然成就显著，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也很明显。由于将社会解释为自然的产物，古典经济学事实上承认社会生活无法被人掌控。受其影响，即便人们能够发现经济运行的自然规律，并劝说政府把对经济的干扰减少到最低限度，个人也将无法确保其特殊活动与社会整体运行相适应。因此对于个人来说，经济规律将不会是持续福利的保证，而是“永恒的惩罚”。个人的自由选择将不断受到经济规律的折磨。社会虽然有序运行，个人却终不免于投资失败、生产过剩和失业造成的苦难。自然靠淘汰那些倒霉蛋来恢复平衡，这正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最高教义。古典经济学鼓吹个人的自我决定，但是却把理性贬低到了自然的水准之下，自由由此失去了根基，这是古典经济学最深刻的缺陷。 康德是斯密的同时代人，却从未对经济学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虽然如此，这并不妨碍他最终提出了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哲学原则，即理性的自主性。值得一提的是，康德的“自主性”观点源于卢梭。为了扭转启蒙哲学和现代自然科学对人性的贬低性解释，卢梭提出，人依其本能并不足以为社会立约，文明社会乃是理性的产物。无须自然的引导，通过同等地约束和保护每个人的理性立法，人类能够创造出全新的自我和世界；“上帝创世”只是人类自主性和创造性生活的一幅剪影。与那些将现存经验视为永恒自然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相比，卢梭的观点无疑更能把握世界的本性和人的尊严。（布鲁姆，第136-137页）康德为自己规定的哲学任务就是明确阐述卢梭的“自主性”思想，为此它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对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综合，进而指出人虽然身处经验世界，却能超越感官流变，通过自身的纯粹理性能力和概念范畴，为杂多的感性自然找到秩序和统一性。人由此成为了知识和文化的作者，成为了经验世界的立法者。不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