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地方宪政研究的问题与路径与傅怀锋先生商榷.PDFVIP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 二○○四年七月號 總第 28 期 2004年7月31日 清末地方憲政研究的問題與路徑 ──與傅懷鋒先生商榷 ⊙ 瞿 駿 近二十年伴隨清季十年新政研究駸駸乎勃興，作為重要新政之一的「憲政」成為了眾多學者 關注的課題。傅懷鋒先生撰寫的〈試析清末民眾的政治參與──基於清末江浙諮議局議員選 舉的個案研究〉（以下簡稱「傅文」，壓縮版載《二十一世紀》2002年2月號，全文版載《二 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三期）即為其中的成果之一。「傅文」在一些地方將張朋園、張玉 法等前輩學者作出的「典範性」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比如重估了一些資料，提出了不少新 穎見解。但筆者以為「傅文」在很大程度上將制度表達和實踐兩分，對制度表達如何產生的 「實踐」和產生後的「實踐」幾乎未加關注；在核心概念（比如「精英」、「民眾」、「士 紳」）的運用上|相當隨意，以致自相矛盾之處甚多；對選舉結果的實證和解說亦大有可議之 處，從中反映出目前清末地方憲政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繼而涉及到引入新分析路徑以使 這些問題具備解決的可能。故此筆者不揣冒昧，提出一些個人看法求教於傅先生及諸方家。 一 表達與實踐怎可兩分 「傅文」在第一部分分析了制度表達視野下的政治參與，卻在相當程度上將《諮議局章 程》、《諮議局選舉章程》等制度表達看成為「定型物」，基本上未關注「表達」產生的 「實踐」和「表達」產生後的「實踐」。在筆者看來，「表達」不可能是「定型物」，它不 斷地在與實踐互動，二者在彼此影響下各自發生變化。如果忽視這一點，將其兩分，只會就 「表達」而論「表達」，使得這一視野下的政治參與考察流於片面和不完整。 比如「傅文」認為： 清政府在制度表達中照顧到了學紳、士紳、在籍為紳者、紳商的利益，同時也給了新型 知識份子參與的機會。暗示清王朝想在重建與傳統士紳聯繫紐帶的同時也將資本家階 層、新知識份子吸納入政治體系，從而達到兼顧新舊社會成員參政要求的目的。 此段分析明顯把清中央政府籌備諮議局選舉看成為一個「同質化」，有通盤考慮的進程，而 未注意從「表達」產生的實踐看，這一進程其實相當「多歧」。 首先，籌備諮議局選舉，中央的主控力量為滿洲親貴與漢族高官（包括部分地方督撫）。從 1906年的「立憲改官」始，到1911年「皇族內閣」出籠，這一系統內部圍繞著權力再分配的 明爭暗鬥就未曾間斷過。陳旭麓（1996：412）對此曾有過很精彩的描述： 一方面是掌握著最高權力的皇室貴胄惟恐大權旁落，「鼎祚潛移」，而拼命想借「預備 立憲」之名推行中央集權，另一方面則是地方督撫要「劃分中央與地方行政權限」實行 責任內閣制，以削弱君主與王公大臣的權力；一方面是皇室貴胄排擠漢族官僚，剝奪漢 族官僚的某些職位和權力，另一方面則是漢族官僚竭力培植各自的勢力和各種社會關 係，與之對抗。一些過去被摒棄於仕宦門外的士紳也想借立憲之機，謀取一官半職。 各種章程不斷出合、增訂、修改，反映出爭奪──妥協──再爭奪的複雜與殘酷。因此《諮 議局章程》和《諮議局選舉章程》表面上照顧到了各方面利益訴求，並在形式上給予各階層 一定政治參與空間，但其背後卻充斥著各種複雜的權力關係。章程中的表達能不能真正成為 制度化保障，從誕生之日起就可以打上大大的問號。 其次，章程出台雖然與各類政爭有千絲萬縷聯繫，但仍有許多具體內容並沒有受到影響，反 映得只是憲政編查館章程起草人對憲政的理解和期望。中央權力影響諮議局選舉往往在他們 1 「一念之間」。這些起草人制定章程時可能正如御史趙炳麟所言 ： 文學生蓋以日本職員錄二本為秘鑰，武學生則以日本陸軍成規類聚一冊為金科……竊唯 我國有大變革，有大製作，豈藉一二部日本搢紳成案與十數名留學生所能訂定？ 所以章程出台時極可能缺乏通盤細緻的考慮，而只是「依日本葫蘆畫瓢」而已。 更不可兩分的是「表達」產生後的實踐2 。「傅文」遺憾地重複著「參與選舉資格規定苛刻， 只有少數人才享有選舉權的結論」，而不去關注紙面上的規定究竟「如何」去落實，資格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