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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起源之谜及可能归宿一种设想 　　摘 要：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发生了转向，为克服现代性乃至西方文明的危机，现当代哲学家们纷纷对“古典哲学”提出了挑战。其中，海德格尔通过对柏拉图诸多对话的诠释，揭示了其理念论偏离了“真理”的本源意义，以至其成为了现代性的始作俑者，但这一批判是否“合法”却是可疑的，因为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哲学的最终指向是“神学”而非科学。实际上，现代性背后的整套技术知识观乃是诞生于亚里士多德。与此同时，与现代性的知识观一道，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也拒绝了“古典哲学”的目标和传统，而狂妄的以为整个世界可以而且必须按照“哲学”来改造，而随之而来的后现代性，以及所导致的彻底的虚无主义则将人类再次推向了一个更大的深渊，但也正由于柏拉图哲学的旨归是人向神生成，因此人类在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时亦诞生了希望，即新的轴心期的到来和人类之灵魂的转向 关键词：现代性；技术；真理；海德格尔；柏拉图 作者简介：王璐（1990-），男，汉族，北京市人，研究生，现就读于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研究方向为伦理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3--03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原本是出自狄更斯《双城记》的一段话，距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但用来描述当今的时代竟也毫不为过。现代社会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明，解决了人类来自物质匮乏的苦难，但并没有解决人类来自精神无据的苦难，人们在享受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也日益感到身心不安，甚至亦承受着世界毁灭的危险，可以说，我们正身处在一个“上帝死了”，乌托邦崩溃的虚无主义时代，一个旧神已逝而新神尚未到来之间的被遗弃的时代。众所周知，20世纪以来，尤其是在“二战”以后，西方哲学发生了转向，与古典哲学和启蒙运动的精神相反，现代西方哲学则是聚焦于对现代性的反思上，在这一历史浪潮中，最具影响力、批判最为彻底的当属海德格尔以及施特劳斯，这是因为，“无论是各种各样的当代自由主义，还是各种各样的当代左翼学术，说到底都归属同一阵营，即他们都是坚信现代必然胜于古代、而未来必然胜于现在的现代人或进步人，都属于施特劳斯所谓现代民主的官方高级祭司，从而不可能真正切入他认为最重大的时代问题即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文明的危机。”[1]3可以说，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不是按照“新”和“旧”的标准来判断一个时代的进步与否，不是像传统历史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新的就是好的，最新的就是最好的”，而是用一种全新的眼光，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高度上来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整个现代性社会早已误入歧途、积重难返，“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 [5]128但这一观点过于悲观、消极，毕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如果有那也只可能在人类中诞生，绝不会从天而降。此外，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一致认为现代性的起源和一对师徒息息相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确如此，此二人不仅对现代性社会的诞生乃至于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发展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因而重新诠释这对师徒的思想无疑对破解现代性的起源之谜有着巨大的帮助和启示 一、现代性的起源之谜 依照海德格尔的观点，现代性的根源是技术，而技术的本质则是以柏拉图主义为代表的在场形而上学，即对现象背后所谓“绝对实在”、“永恒在场事物”的追求。海德格尔认为，“真理（aletheia）”一词在古希腊语中的原义本是“无――遮蔽”，即对遮蔽的剥夺，无蔽之物被释放出来的过程。正因如此，前苏格拉底的古希腊时代及其哲学家被海德格尔奉若神明，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认为那时还没有产生物我二分，彼此对立的思想，人与自然交融一体，哲学则是在思“存在之统一”，一切都是那样的和谐融洽、生机盎然，俨然是一幅人类和上帝完美生活在一起的图景，这也无怪乎人们会将海德格尔归结于浪漫主义。而这幅天堂般的光景一直持续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期才被打破，因为正是此二人的出现，哲学才从“对存在之思”降格为了“对智慧之爱”，而柏拉图的“理念论”更是偏离了原始真理观。海德格尔通过重新诠释柏拉图的对话，尤其是《理想国》中的“洞喻”对其展开了学理上的批判，认为在囚徒解放的这一过程当中，“真理”异化成了某种只有在“善的理念”的依托之下才有可能发生的东西，“存在”――“善的理念”异化成了“存在者”，至此开创了主客二分的先河。而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又发生了重大转变，认为“非真理”乃是比“真理”更加始源、更加古老，因为有隐才有显，先有遮蔽，才能发生解蔽，而此“非真理”乃是指存在者整体的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