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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所见近五百年山西人的环境意识初探 　　[摘 要]环境意识是环境史研究尚需深入的一个领域，从碑刻入手成为研究环境意识的一个途径。人地矛盾的程度导致山西115则碑刻多分布于晋东南，时间上集中于1700―1950年间，行政方式的变化导致立碑主体以民国为节点分为民众与政府两种。近五百年来山西人的环境意识体现在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对环境恶化的归因、对保护环境的理由的阐释和对环境问题的应对策略上，具有逐渐脱离迷信而科学化、主体由民众转向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无效性等特征。民众以及政府积极环境意识的增强以及探索生存资源的高利用率，对中国当代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碑刻；山西人；环境意识 [作者简介]韩强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 710062）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环境史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史学研究领域。关于环境史所包含的内容，著名环境史学家唐纳德Donald Worster）在其1988年主编出版的《地球的终结：现代环境史的观念》（The Ends of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一书的跋语中，阐明了构成环境史研究第三层面的是人类所遭遇的纯粹智力和思想的类型。在这一层面，概念、道德、法律、神话以及其他意义的各种结构，都成为个人和群体与自然之间的对话的一部分①。环境史后来也逐渐成为中国史学者研究的热门。1993年在香港举行了由台湾地区学者刘翠溶与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共同主办的“中国生态环境历史学术讨论会”，会议探讨的问题涉及官员对环境的看法、文学作品中呈现的环境观、民间对环境的观感等②。到2000年，刘翠溶进一步提出，中国环境史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包括人类对于他们生活于其间的环境抱持何种态度③。大陆学者钞晓鸿也认为，环境史研究应包括人们对环境的认知以及态度等问题④。总之，在环境史研究中加强对人类环境意识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共识⑤ 环境意识也可以称作环境观，无论是因环境而产生的概念、道德、法律、神话，还是人类对环境的认知、态度、看法，都是环境意识的范畴。自环境史在中国兴起以来，学界对环境意识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其中，中国西北、西南地区历史时期的环境意识被较多地关注。王社教考察了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指出对环境问题有所认识的官员只是少数，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群体的环境意识①。韦宝畏和许文芳探究了唐代敦煌地区民众的环境意识，认为当时民众的环境意识是感性的，并且不具有群体性②。潘春辉研究了清代河西走廊地区官民的环境意识，指出多数地方官员与普通民众环境意识较为淡薄③。韩昭庆研究了清康熙和雍正时期贵州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认为理政思路的不同导致环境认知的不同④。刘志伟、林移刚依据碑刻资料对西南地区历史时期民间环境意识作了细致的研究，指出其时空发展特征，认为环境意识与当地社会经济状况密切相关⑤。这些研究成果，立足于特定区域，主要探讨了特定人群在特定历史时段内环境意识的表现及其时空特征，对西北、西南地区环境意识的研究具有开创性意义。相比之下，学界对于中国东中部地区历史时期环境意识的研究明显极其不够，后学者还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继续求索 碑刻资料能够反映历史时期民间的基本情况，为研究者提供更为具象的证据。山西各地遍布碑刻史料，其中记载山林相关内容的碑刻不少，但利用这类碑刻进行山西地区历史时期环境意识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⑥。这类山林碑刻多以禁约的形式出现，如《白良玉永禁凿窑碑记》《马峪村公议禁止开山卖石记》《禁止开窖盗树碑记》等。这类文献常常记载禁开山禁伐树的理由以及保护山林的措施等涉及环境意识的内容，而立碑即表明这一意识参与了实践，不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所以，碑刻资料能够更真实地反映民间环境意识的程度，这对于探讨历史时期山西人环境意识的变迁至关重要。三晋文化研究会与三晋出版社整理出版的《三晋石刻大全》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三晋石刻大全》以及此大全未收录但见于其他地方的相关碑刻资料，研究近五百年来山西人环境意识的变迁 一、所收集碑刻的时空分布以及立碑主体身份分析 本研究共收集碑刻115则，涉及大同县、广灵县、宁武县、盂县、清徐县、和顺县、灵石县、祁县、寿阳县、左权县、安泽县、大宁县、浮山县、洪洞县、霍州市、蒲县、乡宁县、尧都区、孝义市、垣曲县、壶关县、黎城县、平顺县、沁源县、屯留县、武乡县、长治县、高平市、陵川县、沁水县、阳城县、泽州县共32个县（市、区），占山西全省128个县（市、区）的25%。《三晋石刻大全》未收录的碑刻，则从张正明、科大卫等主编的《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 （一）山西人环境意识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