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受贿案件两种疑难情形.docVIP

　　鉴于近年来行受贿案件中行为人的反侦查能力提高，其行受贿手段出现了刻意规避法律、逃避处罚的特点。笔者作为一名反贪局侦查人员，对“感情投资”和“潜规则”这两种行受贿案件的新趋势深有体会，在此结合查办经验谈谈看法。　　2005年本院负责查办了国家药监局系列案，药监局一案的主要特点有两个：一是行贿人在请托具体事项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针对掌握审批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长时间的感情投资，送出的“关系钱”在表面上具有赠予的性质，其目的性和指向性不明显；二是案件中出现了中间人，在接受申请人的好处后，专门负责联络药监局相关主管人员与药厂、医疗器械厂等申请人，保持两者间关系的经营，以便日后申请之需。该案结合了受贿案件的两种疑难情形，一是感情投资问题，如果行贿人尚未提出具体请托事项，或者受贿人并未作出许诺等行为，在此种情况下，案发前的行为仍然停留在行贿人期待利益的经营中，那么该行为是否属于收受型受贿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二是如果某个部门或行业基本以潜规则为其运作方式，以整体行为或惯例表示在未接受利益之前难以公正的实施职务行为，那么即便该部门或行业的个人并未明示索要贿赂，可否认定为其是以潜规则的方式默示索贿。下文分别论述之。 一、感情投资问题 　　感情投资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的问题。行为尚停留在感情投资时，由于没有“具体请托事项”的提出，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其定性面临一定的司法困境。　　（一）司法困境　　2003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就“为他人谋取利益”做了如下说明：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从文义上看，该《纪要》对收受型受贿的事前、事中、事后进行了全面的覆盖；还规定了“明知”的情形，即行贿人没有明确请托事项，只要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对方身份与自身职务之间的关系，能判断出赠予钱物的目的，也视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可以说，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解释已经非常扩大化。　　但是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扩大化，实际上仍以“具体请托事项”为依托。我们不妨将上述解释的范围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利益的承诺、实施和实现，在这种情形下，具体的请托事项是基本条件，因为无论承诺、实施和实现都必须依托具体请托事项而存在；二是行为人收受钱物时“明知”的情形，解释中规定所谓“明知”必须要达到“具体的请托事项”的程度。综上，不难看出要查办收受型受贿犯罪，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无法避开具体的请托事项的查证。也就是说，立法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司法解释中被具体化为“请托事项”。　　虽然该解释在很大范围上扩大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成立范围，但是由其转化的“具体请托事项”依然难以证明。从实务中可以发现如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因为行业“潜规则”的形成，使行贿人为具体事项临时行贿的情况几乎不存在，事先打通关系进行长期感情投资已经是一种常态。这就是所谓的“关系钱”，其表现为行贿人的一种期权，期待能通过国家工作人员未来的职务行为实现其利益。二是因为行受贿双方反侦查意识的提高，在行受贿过程中以及案发后接受调查时，刻意对“具体请托事项”进行规避，将行受贿变成普通的赠予，达到逃脱刑法处罚的目的。　　而从行受贿案件的取证特点来看，鉴于此类案件，行受贿双方证言一对一，其他证据相对较少。在收受“关系钱”的情况下，本身就有先收钱后办事的特点，所以要想从双方口供中取得“明知”有具体请托事项的一致供述，更是难上加难。司法解释将“为他人谋取利益”完全依托于请托事项，无疑给实务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如何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收受型受贿的特别要件，无疑限制了成罪的范围，为此引发了很多立法论上的争论，上述《纪要》针对该问题，对其进行了扩大解释。本文对此不做立法论方面的讨论，认为在解释论上合理解释该要件对当前的司法实践较为现实，在此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为他人谋取利益在立法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二是对其理解应以受贿罪的法益为根本。　　第一，为他人谋取利益具有立法上的合理性。首先，与索取型受贿不同，在收受型受贿中，行贿人处于主动地位，其主动送上财物以期对方能为其谋取利益，而受贿人处于被动地位。较之索取型贿赂，收受型贿赂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那么在立法上另外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益”以限制成罪范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次，该要件在区分收受型受贿与赠予方面有一定的作用，较之索贿，在收受型受贿中贿赂与职务行为之间的对价性并不非常明显，其与赠予行为的区分需要依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为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