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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 记忆管理—孙盒淞（孙诚德）记忆管理—孙盒淞（孙诚德）记忆管理—孙盒淞（孙诚德） 徐贲 社会和解是“不计”前嫌，不是“不记”前嫌。记住过去的灾难和创伤不是要算账还债，更不是要以牙还牙，而是为了厘清历史的是非对错，实现和解与和谐，帮助建立正义的新社会关系。对历史的过错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 一位以色列军官在接受采访时，谈起他指挥的一次小规模军事行动。这次行动误杀了一名以色列士兵。当问及这位士兵的名字时，军官说他不记得了。报道在以色列引起了公愤。人们责问，这位军官怎能这样轻易地忘了士兵的名字？他的遗忘是普通的健忘，还是一种道德过失？如果是道德过失，那么涉及的是什么样的道德？我们有记忆过去的责任吗？如果有，那是为什么？我们该记忆的是什么？谁是这个“我们”？ 著名伦理哲学家马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提出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记忆，是从小就困扰马格利特的问题。马格利特是犹太人，父母都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作者小时候就经常听到父母为记忆和遗忘的问题争论。母亲说：犹太人已经被无可挽回地毁掉了，只有很少人残存下来。我们幸存者惟一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记忆的共同体，像灵魂的蜡烛，永远守护着对死者的记忆。马格利特的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幸存的犹太人是人，不是蜡烛，让一个大活人仅仅是为了守护对死者的记忆而活，这怎么行？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应该把握现在，面向未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马格利特对记忆自然有特别的感受。 道德和伦理 忘记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的姓名，犯下的不是道德的“羞辱”之罪，而是伦理上的“背叛” 为了讨论上面提到的问题，马格利特对“伦理”和“道德”作了区分。“伦理”关乎与我们有特别关系者的责任；而“道德”则是我们对一般人或对人类的责任。前一种关系深厚，后一种关系浅淡。决定深、浅差别的是共同分享的过去和记忆。马格利特写道，“深厚的关系有父母子女、朋友、爱人、同一国人等特点，这种关系扎根于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记忆。浅淡的关系则基于同为人类，或者同为人类的某一方面，如同为女人，或同为病人。深厚的关系存在于亲近者或亲爱者之间，浅淡的关系一般是与陌生人和遥远者。 正是由于人际关系有深浅之别，责任有伦理和道德之分，所以应当明确：“记忆”是一种特别与伦理有关的责任。道德关乎所有的人或人类，特点是“地界宽而记忆短”。与此相反，伦理关乎个人或密切群体的关系，因此而具有“地界窄而记忆长”的特点。(8)记忆成为深厚人际关系的关键，“记忆是维持浓厚关系的黏合剂，有共同记忆的群体，才有浓厚关系，也才有伦理。由于记忆在黏合浓厚关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记忆成为伦理关注的显著对象，伦理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如何营建人际的深厚关系。”(8)人跟人的关系中有记忆的伦理责任。在特殊的情况下，人还有记忆的道德责任。对“那些侵害人类的凶恶罪行，尤其是当普遍分享的人性本身受到攻击的时候”，尽管这些凶恶罪行发生在别的国家，或者发生在过去，每个人都有记住这些罪行的道德责任。(9)“伦理”或“道德”所涉及的人际间关系有所差别，伦理和道德着重的价值也有所不同，“道德关乎尊重和羞辱”，“伦理则关乎忠诚和背叛”。(8)伦理主要是对“自己人”的，道德则是也兼及“外人”。伦理总是有一个“我”的中心，因此有倾向和偏好；而道德则是普世的、不偏不倚的、我他无别的。 这个区分来看，一般人在那位以色列军官那里看到的“道德过失”，实际上是一种“伦理过失”，因为那位军官和士兵间存在的是一种特别的“浓厚关系”，那就是同生共死的“战友”。忘记这样的战友的姓名，犯下的不是道德的“羞辱”之罪，而是伦理上的“背叛”。军官记不起自己的部下，还能说是关爱他们吗？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朱可夫之死》一诗中，对这位前苏联元帅提出过相似的问题，“他为自己的士兵哭泣过吗？临终之时，他想起了这些士兵吗？” 记忆是一种源起于人际深厚关系，并帮助维护这种关系的责任。记忆特别与“关爱”相关。关爱也就是在乎、在意、当一回事。关爱是一种“朝后看”的感情，相互关爱是因为在过去有长久的联系。我们关爱谁和记得谁是同时发生的。我们不能说，我关爱一个人，但却记不起那个人了。(30)就关爱的关系而言，记忆不只是一种知性的记忆，更是一种感情的记忆。也就是说，记忆不只是“知道”(如记住孩子的生日)，而且是“感受”。感情的记忆留住的是对共同事件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可以与他人分享的，它可以是愉悦的(例如欢欣、怀念、喜悦)，也可以是不愉悦的(如愤怒、厌恶、恐惧)。既然深厚的人际关系含有伦理责任，能否拥有相同的记忆便成为人际关系是否真正深厚的一种测试 遗忘、宽恕和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