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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经济学说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 外国经济学说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 2016年11月2627日，由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主办、泉州师范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泉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的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4届年会在福建泉州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约17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年会。与会专家学者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和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研究等专题展开对话与交流。年会主题突出，内涵丰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思辨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为民研究员围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分野及其话语权含义这一议题，指明不同社会制度的选择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野的入口。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内嵌于理论体系之中的，方法论的性质决定着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与自洽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是一个包含多个层次的理论体系，既包括着逻辑意义上的本质和表象两个层面，也包括着历史层面上的规定性与演化性。就前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歧在于前者更重视本质，而后者更注重现象；就后者而言，分歧则在于前者更注重从动态的演进中揭示其本质，而后者则注重其静态和短期的规律与特征。他的鲜明立场在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一个科学体系，其核心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这决定了本质经济学在其中的主体地位；西方经济学主要将表象经济学作为研究视角，这决定了其在历史演进中需要不断地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和修补。这一方法论上的分野，实际上导致两者关于经济学话语权的争夺直接体现为社会制度的抉择。 　　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领域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存在着两种政策倾向：其一是倾向于放松政府规制，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其二是倾向于弥补市场经济的失灵，实行政府积极干预方面的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政策主张本是无可厚非的，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离开了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离开了政府决策发挥作用的有限性约束，继续坚持原来的政策倾向就会形成政策倾向的固化，从而就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志伟教授认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就是这样一种固化思维，其主要表现就是对市场自由竞争秩序的盲目推崇，主张当今的经济问题（主要以美国为代表）都是由于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的积极干预造成的，所以，为了释放市场潜能，政府的干预越少越好。这种观念与古典经济学和20世纪早期的新古典经济学高度一致，都是强调自由放任秩序下由供给推动经济可以实现均衡增长的固化思维。在他看来，我们这些年的认识和实践是有偏差的，在偏重财政政策条件下，各级政府持续扩大投资需求，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但问题是，一谈到解决产能过剩就大谈需求不足，强调运用货币政策解决问题。最近强化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却又忽略需求只讲供给。像这样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思维固化、片面化的反应，对真正解决问题是不利的。 　　如何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它涉及到当下经济学的主体性和继承性、政府职能转型、重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的建筑说把整个经济学研究体系比喻为一幢三层楼的建筑，这三层楼分别代表了从抽象到具体分析的不同层次：第一层楼是纯理论的研究，这些理论涵盖了在中国高校中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以及像演化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影响力相对较小的范式；第二层楼是历史制度分析，包括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模式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析；第三层楼则是具体的经济政策研究，例如适度从宽的货币政策之类的研究。在他看来，不论是选择新古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收集整理典经济学，还是选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者是否还要考虑选择一些异端经济学的理论等等，都涉及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问题。他的推论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来源：其一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这是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其二是其他各种新兴政治经济学（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理论范式往往又被统称为异端经济学，对应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可以把所谓异端经济学统称为新兴政治经济学）。由此引申开来，孟捷教授认为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邓小平理论之间就存在一条鸿沟，如果要填平这条鸿沟，就必须借鉴当代新兴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把协调这一问题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存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部分的分割与矛盾是明显的，资本主义部分是批判性的，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