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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目模糊的“中国人”：当代中国的文化信仰与国家认同 面目模糊的中国人：当代中国的文化信仰与国家认同 谁是中国人？近年来这个问题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出。换言之，中国人的国家认同问题日益突出。这不仅涉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念，也反映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文化、信仰如何构成国家认同的社会机制？认同作为一个自我建构和个体化的过程，必然涉及认同主体以及谁来建构这一认同模式的重要问题。若要讨论谁是中国人这一关乎国家认同的问题，自然会涉及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建构以及其中信仰方式的变迁，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议题。 传统与现实国家认同的矛盾 　　有论者用天下帝国来形容传统中国的国家类型，天下是一种信仰，帝国则是一种与信仰相关的权力运作方式，天下帝国就是王朝国家。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统治者是汉民族的王朝）的称谓，一般采用统治者姓氏加国号的模式，如刘汉、李唐、赵宋、朱明等，这就是以一姓一朝为特征的王朝国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开始向民族国家转型，这一过程延续至今。 　　由于不同类型国家的价值观念有所差异，如果以不同价值观念作为划分标准，中国人这一整体性概念就会出现内在矛盾，因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太过复杂，在法律的层面上，中国人的身份是基于中国国籍;从文化、族群或信仰层面来界定中国人的身份，就目前而言尚没有一个详尽准确的定义。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大陆国家，一直都以汉民族为主体，汉人安土重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家认同方式。而且中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在普通民众看来，一个没有中国信仰和价值观的中国籍外族人，显然算不上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虽然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法律意义上的国籍划分更具有现代性和现实性，但基于传统价值观的认同依旧根深蒂固，这会不可避免地带来许多现实问题。 　　国家认同由诸多具体的认同模式组成，如政治认同原本是对国家领导人的认同，现在却成为一种社会交往方式，作为日常行为模式的延伸而存在。街头绘画对于中国梦的阐释，则反映当下国人的一种生活情境，这种价值认同在更深层次上展现出中国价值观、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精神。但是由于中国地域的广阔性和民族的多样性，加之近年来欧美文化的涌入，中国文化呈现出一种多元生态，中国人的各种认同取向又存在明显的差异。 　　举个例子，作为当下传统文化复兴的重要内容，传统孝道与现代尊老文化并非一一对应的，以二十四孝为代表的传统孝道无法完全适用于现代社会。当下城乡老人面对的各种问题，不是个人尽孝就能解决的，也不仅是家庭和个人的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从国家长远发展来说，讲求文化复兴，使中国有一个立生之本，这是极为重要的，但在传统文化中找出一个中国人的共同价值和认同，并使之与现代社会完全匹配，这是很难做到的。特别是以传统来建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很容易引发中国人价值纽带的严重断裂。 　　传统文化复兴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当下的国学热，这里的国学主要指儒学，后者是表达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念的学术体系，儒学又是以各类经学典籍为主，因此当前复兴文化传统，重塑国人认同的思潮是与其他宗教相分离的，这样的文化复兴方式明显排斥了制度性宗教或是具有宗教特征的信仰（即不是宗教却能发挥宗教功能的信仰方式）。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各种社会思潮激烈碰撞，人们的信仰模式趋向多元，道德乱象也随之产生。有论者屡屡主张复兴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如果仅以孔子所述的道德为标准，其中并不包含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其他信仰层面的社会规范，以及现代公民社会的道德，由此产生的问题是，仁义礼智信的适用范围太过狭隘，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所规范的是家国关系、君臣关系、朋友关系等，其并不具备普适性。而台湾在复兴传统文化过程中，在其中加入人群这一概念，鼓励人们之间相互交流，多跟陌生人打交道。某个道德标准如果仅适用于熟人社会，并作为一种权力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台湾在复兴传统方面的行动理念值得中国大陆借鉴。 　　不仅如此，伴随中国国力的强盛，无边界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这种激进的国家认同理念在中国传统社会也是很少被提及的。 族群认同和宗教认同的矛盾 　　由于生活方式的差异、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同族群和社会阶层对中国文化有着不同的理解，由此形成的身份认同体系内，不仅充斥着矛盾，甚至还存在冲突。 　　在中国社会的框架中，每个个体拥有不同的信仰身份。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重归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民族传统文化体系，自然成为当下文化复兴的主要方向。问题在于，儒学是由中国本土文化语境中发展出来的信仰模式，但这仅仅是基于汉民族的认同，显然忽略了其他宗教信仰者的权利及其相应的民族认同。按照这种认同标准来衡量，一旦有了其他信仰，一个人就不能算是中国人，这导致中国人的国家认同标准中出现内在分歧。 　　当然，这与中国人的信仰特征有密切联系。按照汉族人的价值观点，中国人都是炎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