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反传统”的历史语境_0.docVIP

《新青年》“反传统”的历史语境 【 内容 提要】 《新青年》杂志,是五四精英进行新文化启蒙的主要舞台,也是我们今天认识和 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本,更是有关“反传统” 问题 讨论的重要原典。置于具体的 历史 语境中加以审视,应有助于更为 深刻地理解与反思《新青年》的“反传统”问题。 【关键词】 《新青年》 反传统 时代 精神 儒者三纲 同而不同 关于《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的讨论,几近持续了一个世纪。随着世事风云的变幻和 现代 社会 的演进,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人们关注这一历史命题的热情有增无减,不但立论的立场、讨论的 方法 以及深入 的层面日趋丰富多样,而且相关的新见、独见也时有面世;倾向不一的观点,不说它剑拔弩张也可谓分庭抗礼。笔者主张把问题回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来加以审视,以下几方面尤为值得注意。 一 从《新青年》激烈的反传统倾向的缘起与渊源来看,它是与“变局”发生以来励精图治、自强自新的社会潮流一脉相承的。《新青年》主张反传统,这是古老的 中国 在西方异质文明挑战下的必然反应,是中 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情势 发展 的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辛亥革命的继续与完善。孙中山先生对近代历史的发展趋势曾畅言道:“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并对由《新青年》推 动的新文化运动直接置评道:“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致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 。”[1] 历经20世纪的社会动荡之后,所谓的“潮流”较之以往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与色彩;但是,其最初的“时代或社会发展趋势”之本义应该还在,不过时下更多以“时代精神”的面貌出现罢了。所谓“时代精 神”,黑格尔曾誉之为“时代最盛开的花朵”。当下,论者则进一步指出:时代精神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物质生活和特定时代人们的行为实践是其植根的深厚基础和不竭源泉,因此无论其具体内容还是表现形 式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性。此外,时代精神不是无所不包的万宝囊,相反它处在时代的聚焦点上,只有那些被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所信奉、激动、追求不已的观念或精神,才配得上时代精神之称 号。若以当下所强调的“时代精神”的基本特质,来考量当年《新青年》的反传统问题,显然应唤起人们更多同情的理解。 台湾 学者韦政通,曾于新儒家鼎沸的20世纪70年代,撰著《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中心思想的批判》,其中对《新青年》作过专门系统的考察与评述,其立论较之同时的海外论者温和而持中。尽管 如此,25年之后,当其再度反思这段历史的时候,仍自省道:“我在26年前所写《现代中国儒家的挫折与复兴》的长文中,曾就儒家传统与民主 科学 、家族主义与个人、礼教与法治、定于一尊 与多元主义等4方面,对《新青年》的反儒家言论加以检讨,并提出一些批评。……但当我对五四前后的历史场景和当时的国内外情势,有了较多的认识之后,不能不说我对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和苦心, 同其情的程度是不够的。……美国撰写《改变历史的书》的唐斯博士发现,除开 自然 科学的书之外,大部分书都有其共同的特性,即那些作者大多出于不妥协的独立分子、激进派、革命者、宣传家以及 具有狂想的人。他们为了直接向千万人倾诉,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意见,往往含有高度的感情成分。唐斯的发现,对我们了解《新青年》作者群的言论风格和行为方式,是很有帮助的。”[2]韦政通的这一番 论述,显然揭示了时下有关讨论中的问题症结,即漠视具体的历史语境。 对于“历史事件”的持论,应有基本的尺度;在《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的置评上,作为“语境”要素的“时代精神”应该纳入考察的视界。事实上,每一场论争都有其动机和理由,都有其针对性,都离不开当 时的具体情境。论争每一方的观点是否合理,主要看他总体上是否合当时之理,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革新、时代潮流的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3]《新青年》由反传统所揭橥的民主与科学的方向毋庸置疑,新 儒家之外,即使最激烈的反思者,都有所肯认。曾谓鲁迅“高度的非理性”的余英时认为:“五四所揭示的基本方向通过六十年的历史经验而益见其绝对的正确。我们稍稍追溯一下五四前后中国社 会的实际状态,便不能不承认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的确曾发挥了心灵解放的巨大作用,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激烈的态度也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特色。……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教会和 社会上流行的种种黑暗的习俗联系起来看,我们便自然会对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激越情绪产生一种同情的了解。……以彼例此,我们在评价五四的时候也必不可由于事过境迁之故而把五四的思潮和 当时的历史背景完全割裂开来。”[4] 二 当下有关《新青年》反传统问题的讨论中,“三纲” 理论 的归属问题再一次成为众多反思者关注的焦点。一些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