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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书店及文学探究会余脉接续承传 　　摘要：为研究生活书店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艺的生产、传播所做的巨大贡献，从《小说月报》与《文学》月刊的源流进行研究。研究认为，生活书店以独特的价值立场与文化理想深深地介入《小说月报》、《文学》月刊等文学研究会刊物的深层运作，不仅吸纳、团结了文学研究会解散后的大批作家，而且接续承传了“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并制约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风貌 关键词：生活书店；文学研究会；文学传播；《小说月报》；《文学》月刊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16 [GK-2！-2] 自“五四”以降，至北洋军阀政府结束前夕，文人求仕无门，但思想文化上较为自由，故而形成文人结社的社会环境。朱寿桐分析指出，“文学社团活跃的两个条件”，一是“政治上有所限制”，二是“思想文化上比较自由”[1]。一些作家自发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志趣相投、友情所依、文学倾向基本一致的文学团体，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社团。当时的文学生态十分适宜这种文学组织的发生、发展，所以文学社团得以在文坛遍地开花。正如茅盾在勾勒1920年代文学景况时说：“从民国十一年（1922）到十四年（1925），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2]但随着中国政治文化的环境发展演变，原有的文学生态、文学秩序被打破，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当局相继出台新闻出版检查制度，颁布国家相关文艺政策，等等。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恶化，文学社团如履薄冰，多个文学社团不欢而散。就连郭沫若等人创办的创造社也难逃被查封的劫难。1932年，文学研究会同样面对离散的问题。因 《小说月报》停刊，文学研究会解散，与其他文学社团一样，固有的作家群体分化，作家不得不暂时退隐文坛，积蓄力量，谋划着重组或复出的可能。就在文学研究会解散不久，由邹韬奋等人创办的生活书店问世。这种历史的机缘巧合，为生活书店与文学研究会余脉的交集提供了一种可能 一、 从《小说月报》到《文学》月刊： “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接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上，在学术思想文化与刊物及作家群体间，有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即“现代中国学术文化的较为普遍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以刊物带起思想文化群体，刊物兴则群体兴，刊物散则 群体散”[3]。《新青年》杂志就是可信的例证。显然，这种认为刊物是当时学术、文化、文学的重要维系者的观点是恰切得当的。王晓明认为对“五四”文学传统的讨论，不仅要注意那一代作家的创作，更要注意“五四”时期的报刊杂志和文学社团，注意到它们共同的文学运行机制及内在规范等问题[4]。在创造社的“孕育”期，郭沫若与张资平等人亲身创办刊物，历经周折，总结“刊”“社”“出版社”三者的关系，他们达成一个共识：“有了刊物才有社，刊物是社的凝聚力所在，刊物是社的形象体现，刊物是使社立足于文坛的唯一方式，刊物几乎是社团的一切。找不到出版社，成立一个空头社团便没有什么意思了。”[5]较之前者“刊物”与“群体”（社团）二者的讨论，后者将书店（书局、出版社或文化机构）的重要关系拉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无疑是对前者研究的一种推进与深化 （一）《小说月报》停刊前后 《小说月报》的热心读者暨《文学》月刊当时的编辑人（见证人）黄源有这样一段回忆的文字：“郑振铎主编《小?f月报》十年，1932年一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被毁，《小说月报》停刊，灾后竟不予复刊，因此，郑振铎就酝酿另办一刊物”茅盾关于《小说月报》复刊事宜的回忆：“一九三三年春节前后，郑振铎从北平回到上海度假（当时他在燕京大学教书）。三月下旬的一天，他来看我。我们谈到现在缺少一个自己的而又能长期办下去的文艺刊物，像当年的《小说月报》；作家们，尤其是青年作家们，写出了作品苦无发表的地方。郑振铎忽然说，我们把《小说月报》重新办起来如何？《小说月报》自一二八沪战而停刊后，已一年多了，未闻商务印书馆当局如王云五之流有复刊的表示。我对郑振铎说：你的丈人虽是商务元老，但是复刊《小说月报》，恐怕他也做不了主。商务当局是愈来愈保守了，他们是怕我们的。倒不如另找一家书店来出版。”[6] 从黄源的回忆来看，《小说月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日寇侵华战争破坏所致。这的确是客观原因之一，但句中“灾后不予复刊”所透露给我们的是商务印书馆不愿《小说月报》复刊，我们可以推测，商务印书馆趁机将其抛弃的嫌疑还是有的。其实，事实本也如此，黄源回忆文字的言外之意，触发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寻味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由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3人分别担纲主编的，虽属一份文学刊物，他们同为文学研究会骨干成员，但三者在《小说月报》编辑风格上却迥然不同。沈雁冰重文艺理论批评，郑振铎重“整理国故”有学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