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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史通》之人物记载史观 　　摘 要：历史上贤明大德之人被遗忘没有记载，这是谁的过错呢？当然是史官的过错了。那么，选定人物载入史册的标准原则是什么呢，就是“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载入史册的人物必须要其恶行可以警戒世人，其善行足以示范后人这样的人物才能够而且必须记载到史书里，这是史官的责任 关键词：人物；载入史册；标准；警戒世人 作者简介：夏玉娇（1991-），女，汉，吉林省吉林市人，硕士学历，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01 唐代著名史学家、编辑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历来被推崇为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与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享有同等地位。宋代学者黄山谷说：“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刘知几在《史通》中分别对史书中的叙事、评点、纪传等方面进行了评说，其中，对史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记载更是有独到的见解 刘知几在《人物第三十》开篇便写道“夫人之生也，有贤有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1]历史上贤明大德之人却被遗忘没有记载，这是谁的过错呢？当然就是史官的过错了。那么，选定人物载入史册的标准原则是什么呢，就是第二句话“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载入史册的人物必须要其恶行可以警戒世人，其善行足以示范后人这样的人物才能够而且必须记载到史书里，这是史官的责任。刘知几在人物篇中主要说明了以下几点观点 一、?I如 作者举例《尚书》说明其中虞舜的八元八凯，夏朝的寒浞，殷商的飞廉、恶来等人，这些人有的是行善积德声明盖世之人，有的却是罪恶滔天的人，但是这些人《尚书》中却没有记载，这是很大的损失。作者也认为《三传》的编纂也遗漏了很多功成名就，可以激励世人的人物。在作者看来，只要是此人的善行能够给后人做出榜样，此人的恶行能让后人引以为戒就应该记载在史书中，让后人能够以史为鉴。也就是说被载入史册之人要么是大善人，要么是大恶人，这样的人不能给遗漏掉。还有一类人也不能够不记载，那就是与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相关的人也需要记载 作者总结出三种人，大善人、大恶人和与政治相关的人物需要史官记载，如果这些人都不记载那就是史官的过错了。史书的人物记载不能“网漏吞舟，过为迂阔” 二、滥如 对有关时政的正反面人物不可缺书，但对那些才不拔萃、行不逸群的“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对于这样的小人物， 缺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而史臣清责其谱状，征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2] 刘知几认为史书的编纂最次等的就是简单的事件罗列，没有标准的记载。史学著作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只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其中要渗透作者的价值评判，要使史学作品成为社会的价值尺度。刘知几心目中最高的史学典范是《春秋》，最低档次的史学著作便是“整齐故事”，即只能把事情排比起来罢了，言外之意《史记》就属于这个档次。而记载人物也是如此，像“《汉传》之有傅宽、靳歙，《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这些人有的才能并不突出，有的行为并不超群，仅仅以一点小善行而为别人知晓的人物就无需记载了 作者认为史学的最高典范应该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既以好善为主，又能以嫉恶为次，并且又有文饰。符合这一要求的，只有《左传》，而《史记》仅仅达到其中的一个方面。“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何则？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以降，吾未之见也”。人物的记载不能将有一点点的小善行就为记载的标准，就为其著书立言，这样就失去了史书的劝诫教化的作用 三、不当 作者认为有一些史书中对人物的记载是不当的。刘知几提到《史记》中把伯夷、叔齐作为开头，认为这样的编排是狭隘的，在作者看来，应该将人物分类并且按照年代顺序编排。他对《史记》中各篇目的编排次序提出批评：“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所以为短也。”[3]（《史通 ）显然，刘知几认为史书中同类人物的编排只能是按出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至于为什么，他没有作出解释。这是《人物第三十》提出的人物记载不当处之一 刘知几对于选取所记载人物的观点可谓也体现他整个的文史观。简单看仅仅是三点“阙如、滥如、不当”的要求，然而再细细探究，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对于历史上的人物记载的责任感。编辑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没有编辑，就不会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