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非历史经验及微观实践.docVIP

中国援非历史经验及微观实践 　　引言：为什么选择非洲 过去几年来，笔者所在团队一直在非洲实地从事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本文是对既往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对于近代中国的演化，存在不同角度的理论构建，但是中国被动卷入现代化的理论观点一直占据主要位置，这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假设。 西方国家的援助专家接受专门的全球化的使命教育，到非洲带有传教士的性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域外的急剧扩展，从规模到战略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国从被动卷入向主动把握世界的转变。这种主动性当然不是当前中国才具备的，1950年代中国开始的对外援助已经具备了明显的主动把握世界的特点 很多人都把这个阶段的对外援助理解为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战略利益的产物，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言，中国的对外援助不全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东西，也包含某些中国文化自身的因素。这些似乎都暗示了过去60年里中国在全球地位的某种转变，而援助则是这个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变量之一。这也是我们研究对外援助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关怀 我们选择在非洲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一是非洲一直都是西方援助的重点对象，是殖民和后殖民发展问题的集中地;二是非洲也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是中国支持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独立”的主要场域，也是近年来践行“互利双赢”以及所谓“新殖民主义”争论的集中地，这样的地域有助于我们反思西方的“殖民”“后殖民”和“新殖民”的范式，并按照“前发展”“发展”“后发展”和“新发展”的框架，将不同的历史事件串成一个连续体进行观察和研究 我们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这主要是考虑到农业技术一直是中国援助非洲的重点，同时，“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等又承载着中国自身发展的叙事，与欧洲早期在非洲的“农业开发”及其后援助非洲的“绿色革命”“农业研究和推广”和“综合农业发展”等，以及非洲的“粮食安全”“农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等本土战略，共同构成了援助场域的三元遭遇。我们选择“新发展的示范”作为讨论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的一个视角，把“发展”和“新发展”作为讨论的议题，而将“示范”视作与“干预”相对应的文化形态，由此勾勒出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和现实，进而廓清近代中国的变迁轨迹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新发展的示范”：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框架 近十年来，我们先后访问位于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的中国援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与那里的中国援非工作人员一起讨论中国的对外援助，观察他们如何管理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在此过程中发现，他们的做法与我们了解的西方发展援助的方式有很多不同。埃塞俄比亚外交与国际合作部负责管理发展援助的常务秘书对我们说，中国的做法和西方不同，西方更热衷于帮助当地人制定发展计划和政策，而中国人更像企业家，他们忙着找市场，找合作，找当地政府帮忙解决其在项目中遇到的具体问题，中国援外人员更喜欢和自己人呆在一起，而西方人更喜欢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非洲朋友显然感觉到了中国和西方在发展援助上的差异。用西方援助者的话说，中国援助者更像“生意人”，而中国的援非工作人员则认为，西方援助者才是真正的“援助者”。即便在西方世界内部，不同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的援助方式也有所差异，不同视角反映出的中西方对外援助的差异意味着什么？我们还不能断言。但正如De Hart所说的“全球发展已不再由西方国家所控制”，[1]而且，中印等国有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援助历史和框架，但时至今日，我们才关注到这个差异。[2]随着中国对外援助规模的扩大和援助方式的日益多元化，我们有必要从深层次上回应这个问题 第一，中国的对外援助经历了从50年代至今的一系列变化，特别是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亚州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动，标志着中国的对外援助由双边行为向多边制度化行为的转变。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开始由“被迫性卷入”向“主动性把握”转化 第二，上述转变不仅是话语层面的，“一带一路”战略还使得中国和世界在“新发展”框架下连为一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即将主导国际发展事务，但至少说明中国尝试在国际事务中寻求更加重要的位置 我们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英文论文中暗示到，中国对外援助实际上一直是其国内发展方式在海外的延伸。[3]很多国内外的学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4]但却没有人揭示这个逻辑的具体内涵。很多学者假设，中国在非洲的呈现与西方有着某种本质的不同，那么，我们把中国的援非示范中心作为“发展”的示范，似乎意味着中国在示范如何按照西方模式发展的经验。因为，虽然很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现在做的很多事情与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做法相差不大，[5]但是在技术层面上的相近并不代表背后的政治和社会逻辑一致。上面提到的非洲国家管理援助的官员针对中西援助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