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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弋于历史与现实中的审判者 　　近三十年来，孙德民以鲜明的审美形态和时代特征，创作了《懿贵妃》《班禅东行》《帘卷西风》等历史题材、《女人》《这里一片绿色》《秋天的牵挂》等现实题材的优秀剧作。这些作品坚持探索民族化的艺术风格，寻求本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揭示出剧中人物在与自然环境、与生存命运、与封建道德和伦理观念进行不屈不挠的抗争，并表现出了一种荡气回肠的悲壮美。这种民族精神和悲壮美感不仅给话剧舞台带来了一种生命的张力，而且拓展了话剧艺术的表现空间，在恢宏的气势和博大高远的艺术境界中，最大限度地张扬了河北文化雄浑、悲壮的燕赵魂魄。 　　一、从作品题材看孙德民的创作空间 　　孙德民的话剧创作涉猎历史与现实、都市改革与农村生活以及环境保护等多种题材，并且在每一领域不仅显示了剧作家对不同问题的思考深度，更彰显了作者面对不同题材巧妙而又独特的叙事策略和表现手法。 　　（一）与避暑山庄相关的清史题材创作 　　孙德民历史剧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反映承德避暑山庄清代历史生活的创作方面，其代表作为《懿贵妃》（1982年）、《班禅东行》（198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1993年）等。孙德民在谈到相关题材的剧作时说：“承德有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它是天然的民族文化宫，难得的露天博物馆，这里的每一座寺庙都有一部戏，都是民族团结的史诗，这里难得的宗庙文化体系，为我们走‘山庄戏剧’的道路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①也就是说，对宗庙文化的审视和思考是孙德民此类题材的着眼点。 　　话剧《懿贵妃》开场，舞台上便呈现出顺治皇帝驾崩前留下的遗诏：懿贵妃“若恃子为蛮，按祖宗家法治之，毋得宽贷。”从这一刻开始，遗诏就成了悬在懿贵妃头上的一把利剑，也成了肃顺制约懿贵妃的紧箍咒儿。于是肃顺与懿贵妃两个集团之间，一个要留遗诏，一个要毁遗诏，便展开鹿死谁手的斗争。剧作也是围绕这条主线，各种矛盾层层展开，各种人物纷纷登场，一段历史活剧就这样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剧作中，剧作家对慈禧的篡权野心、权术阴谋、毒辣手段等进行着理性的否定，然而在潜意识中，懿贵妃历经磨难而不屈不挠，我行我素且反败为胜的人生态度，却与孙德民的内心情感发生着某种共鸣，因而，剧作在比较充分地展示人物心理和行为变化的过程中，带给观众的审美感受却是异常丰富的。日本著名艺术家市川猿之助说：“孙德民先生的《懿贵妃》写出了一个生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能勇敢地与命运抗争、独立自主争取生存的西太后，它的结构如同新歌舞伎作家真山青果的历史剧，娇艳而有力量。”②然而，从某种意义上，如果说懿贵妃在皇上驾崩后，苦心孤诣地毁遗诏是为了自身的生存，那么，她在这一“毁”的过程中，她的人性发生了扭曲，权欲也极度膨胀，因此，即使她在掌控了大局以后，她仍然以攫取更大的权力而殚精竭虑，她仍然以牺牲更多无辜的生命作为她权欲的阶梯。也就是说，她的生存危机与权力欲望是混杂在一起的，两者将她推向皇权政治的无底深渊，尽管她在与肃顺集团的交战中暂时获胜，这其中有很大的历史偶然性，但她成为中国历史上遭人唾弃、被人诅咒的渣滓是命定的，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所有玩弄权术者的必然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仍是中国封建皇权文化的牺牲品，她的一生不仅具有悲剧性，更具有荒诞感。 　　与懿贵妃相对应的是肃顺。对于肃顺，作家有如下看法，他“是一个忠于朝廷的封建正统人物，他杀赃官、限制富户、镇压农民革命，都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统治。他反对那拉氏篡权，也是为了维护‘祖制’，维护世代相袭的封建正统。但其中有抵制外国侵略的一面。”③笔者认为，尽管肃顺对西太后的悲剧性反抗包含不少合理的成分，甚至使人同情，但是，他代表的并不是一种进步社会力量，而是一个垂死阶级的利益，他维护的是一种行将灭亡的封建王朝统治，因此，肃顺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他与懿贵妃一样仍是封建皇权文化的牺牲品，他与懿贵妃的争斗是垂死的封建王朝内部两个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争夺，不存在谁对谁错、谁好谁坏的问题。剧作将这种构成中国宗庙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封建皇权文化的残酷性和荒诞性揭示出来，显示了作者穿透历史迷雾的极大勇气与魄力。 　　话剧《班禅东行》则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宗庙文化中，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既相互排斥又彼此融合的时代特征。剧作通过对班禅六世东行两万里赴避暑山庄为乾隆皇帝祝寿过程的描述，以豁达的民族史观、开放的戏剧结构以及大胆吸收藏族民俗民风的表现手法，塑造了政教合一的宗教领袖形象，讴歌了普度众生的奉献精神，为处于探索阶段的中国话剧舞台注入了新的活力。剧作有两条矛盾线索，主线是围绕班禅展开的“进”与“退”的纠葛，副线是围绕乾隆展开的“迎”与“拒”的纷争。两条线索跳跃性组合，构成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最后，两组矛盾相融合，班禅到达承德与乾隆帝握手言欢，剧作以一场大团圆结束。 　　话剧《十三世达赖喇嘛》同样从维护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