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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时代明镜”的文学工厂 　　不了解托尔斯泰，就不能认为自己了解祖国，不能认为自己是个文明人。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 　　 　　莫斯科河附近的托尔斯泰街26号，是一座美丽的草木葳蕤的庭院，越过临街的雕有花纹的木围墙，可见一栋橘红色的两层楼的木板房。院门口镶着的一块小小的铭牌上刻着如下俄文：“列夫?托尔斯泰故居博物馆，作家1882至1902年在此居住。” 　　这位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拉皮文县的波良纳庄园的大文豪，虽然是名门贵族，世袭伯爵，却毕生都在探索社会的改革，尤其关注并致力于农民生活的改善。因此，托尔斯泰长期住在离莫斯科186公里的乡村。他不喜欢工业化程度日益提升的大城市，只是在1863年至1869年创作《战争与和平》期间，为了查找有关历史档案资料才去莫斯科。1881年9月托尔斯泰举家迁居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18岁的长子谢尔盖已到读大学的年龄。大女儿塔吉扬娜也要进莫斯科美术学校，托尔斯泰特意请列宾教她画画（博物馆里有一幅列宾1891年为塔吉扬娜画的肖像）。即使在莫斯科定居后，每年春夏季节还是经常回到波良纳庄园。1902年后，因儿女们都相继完成了学业，而这座庭院附近有家啤酒厂噪音很大，影响写作，年事渐高的老作家就很少住在此地了。1910年11月7日托尔斯泰逝世后，其二女儿玛丽娅成为房主人，十月革命胜利后，她将父亲的故居捐赠新生的苏维埃国家，1928年玛丽娅让出全部庭院，使其正式成为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并担任第一届馆长。玛丽娅一直活到二战胜利后才去世。 　　当初托翁买下那栋橘红色的木屋时，只有一层，是他将其改建为两层楼的。据说这种木结构的住房非常干燥、暖和而舒适，最早的克里姆林宫就是纯木建筑。与楼房相垂直的一排也是橘红色的木平房，是托翁开设的出版社，用来排印和发行自己的文学作品，如今则是展览各种文字、版本的托翁著作及有关画册、资料的陈列室。我们一行中国人在翻译叶尔绍夫的引领下，把故居的16个房间一一作了较细致地参观。30岁出头的叶尔绍夫是莫斯科大学中文系毕业生，长相颇像大文豪果戈里（特别是那双深邃含笑的眼睛、饱满发亮的额头、向两颊包拢的长发和带有幽默感的胡子），我戏称他为“小果戈里”，他也笑嘻嘻地欣然接受了。他不仅汉语说得流利，对俄中两国的文学艺术历史都熟谙，所以使我们受益匪浅。 　　步入一楼的绿色门框的棕色小门，即来到一间不大的客厅，不管什么人，头一件事便是穿上一双特制的橡胶大套鞋，那套鞋能包容无论多大尺码的普通鞋，是用于保护室内的地板和楼梯的木阶的。据介绍，托尔斯泰故居的一切都是原物、原装和原貌，唯有地板和楼梯刷过一道油漆，而且大多铺设了地毯。即便如此，还要求参观者用橡筋箍上一双软底的胶鞋，可见管理者对世界级伟大作家寓所的文物何等珍惜。 　　一楼头一间是不大的餐厅，一张长方形的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盆碟刀叉等餐具及调味瓶。托翁全家就围坐在桌前用餐，那10几把整齐排列的靠背椅让人想象到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餐厅的鹅黄色墙壁一侧挂着布谷鸟钟，另一侧挂着二女儿玛丽娅的肖像，是大女儿塔吉扬娜画的。餐厅旁的一间小屋是放置碗柜和炊具、餐具的储藏室，所展示的各种锅盆壶碗杯碟，有金属、陶瓷、玻璃等质料，大都是本国产品，比较粗糙朴拙。“小果戈里”告诉我们，托翁的饮食极其简单，他本人是完全吃素的，不仅拒绝肉食，连牛奶都不喝，一般饭菜是燕麦、马铃薯和罗宋汤。 　　沿着一侧装有白色护栏的楼梯，我们登临第二层。首先踏入一间较为宽敞的大厅，是托翁全家人聚谈和娱乐的场所，也是接待宾客之处；其洁净的墙壁上安装着40支蜡烛和煤油灯，张挂着一些亲属（如夫人索菲娅、女儿塔吉扬娜、儿子谢尔盖等）和友人的照片，最令人瞩目的一张黑白像是招待来访者们的“大茶会”场景，时间为1898年4月的一天，画面为：十几位或坐或站的先生、女士围着一张椭圆形的大木桌，雪白的桌布上摆放着金属的茶具、漂亮的烛台与盛满点心、水果的盘子。托翁神情安详、慈和，与大家亲密无间的关系跃然其中。常言道“主雅客来勤。”这位文豪的好客想必是一贯的，因为在另一块蓝底桌布上，竟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客人们的签名。大厅旁即是托翁夫妇的卧室，索菲娅在卧室中间竖了一排屏风，并在隔开的外间置了几张沙发，权作她的客人接待室。索菲娅有自己的可以折叠台板的简陋的写字桌。 　　托翁夫妇一共生育了13个孩子，不幸夭折了5个。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而且室内陈设和格调各不相同，如谢尔盖的卧室除了粗糙的木床、床头柜和书架外，还有一台钢琴。塔吉扬娜的闺房墙上挂的、桌上摆的满是肖像油画、人物素描等美术作品。而安德烈和米哈伊尔的工作桌上则放着书籍、公文簿与地球仪、文具、闹钟等。托翁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是很重视的，他在辛勤不辍的笔耕之余，亲自教孩子们学习法语、文学、数学、物理、化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