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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译汉字起源的密码 　　说起汉字的起源，人们自然会想到甲骨文，甚至大汶口的陶文，但是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很成熟很系统的文字了，显然不会是最早的汉字；至于陶文，由于我们能见到的材料很零散、很孤立，虽然可以确认其中的一些具有文字的性能，但也很难从它这里探寻到汉字起源的真相。牟作武《中国古文字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犹如一架时光机器，将带领我们穿越漫长的时光隧道，去破译汉字起源的密码。 　　该书探讨文字的起源，并没有将文字独立于语言之外，就文字而探讨文字，而是在明确“文字是语言的记录”，“是依附语言”而“在语言产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语言完善化的符号”的前提下，将文字起源问题置于民族形成和民族共同语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来进行的。只有弄清楚什么是文字，及其与语言的关系如何，才能从人类形成以来创造的大量原始符号中厘清哪些是文字，哪些不是文字，才能找到文字产生的起点，划定文字产生的时期。作者认为，“真正的文字，必须是在具备语言功能的基础上，以可视为特点，既能表意，又能标声，能够达到规范语言、记录语言的功能”。这里传达出的信息是，作为文字符号，它不仅要表意，而且要“标声”，就是要记录语言，要与语言接轨。这实际上是说，是否记录语言，是衡量某种符号是否是文字的一把尺度。具体到汉字，它显然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它的形成自然离不开汉民族先民的形成和民族共同语的产生。 　　汉字起源问题其实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制约瓶颈是汉字初文材料的缺乏。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真正的汉字材料是甲骨文，以及殷商金文，但是这些文字材料所代表的已经是成熟的汉字系统，并不能反映汉字起源阶段的实际情形，无法据此解说汉字的起源问题。正因为汉字初文材料的缺失，历史上对汉字起源问题的探讨便出现两个极端的研究方法，一是凭空杜撰，二是拘泥于实证材料。凭空杜撰的研究方法其非科学性自不待言，而拘泥于实证材料的研究方法也不足取。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因为“没有见到完整的实证材料，就认定事物的不存在，就对没有被认识或没有被发现的甚至对理应存在和实际有过但已消失的事物持一完全否定的态度”，作者认为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种方法“一直妨碍了对文字起源的系统、理论的探讨”，是造成对汉字起源的研究“难以形成一个科学的客观的明晰结论”的根本原因。 　　作者在书中指出：“文字的产生，首先是从记事开始的。”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记事方式和艺术活动经历了“原始记事时期”“纹文时期”。在“原始记事时期”，人类就采用结绳、积石、刻划、图示等方式和手段来记事，还用天然颜料在石壁上作画，将生产、生活、战争、祭祀等描绘出来，这些画其内容大量是原始记事图画，作者把它们归纳为几种类型：记实岩画、记事岩画、图示岩画，以及对神灵、图腾、族徽、号标的描绘。作者对这些记事图画进行分析后认为，“图示岩画已很接近文字的形象，也已有了文字的原始功能”，而那些“用以代表神灵的图腾和徽号，更加带有文字标记的性质”，它们“在以后的文字起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和后来的古文字相近似的符号“是没有读音的，和语言还没有接轨，只有象形和表意功能。还不能形成词素和单词”，显然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字。在“纹文时代”，原始初民创造了各种各样的陶器纹饰、文身纹样、图腾徽号，以及用以记事的符号，如占卜用的符号纹记、计数纹记、天干地支符号等，作者把这些文字形成前的基础因素都称作“纹文”。这些纹文有的象形，有的表意，“也有传递和留史的功能”，“具有一些文字的性质”，“有的符号纹记很像以后的文字”，但基本上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字，“因为它独立于有声语言之外，是没有读音的文字”。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在作者的观点中，原始先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记事符号、记事图画、符号纹记，判断它们是否是文字，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有没有与语言发生联系，有没有读音，是否记录了语言的词素和单词。 　　作者对汉字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形成时期进行了合理的推理和勾勒，描绘了一幅生动、详细的汉字起源、发展画卷。作者认为，文字是语言的记录，是依附语言而产生的，汉字的起源虽然有其特殊性――形成特别早，与汉语的形成有一定脱节现象，但“也是在语言产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其产生的先决条件是创造这种文字的民族的形成，其社会条件是奴隶制的形成。中华民族是在无数部族统一、合并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形成时期为历史考古学中的新石器时代的中后期。在这个时期，黄帝部落联盟经过一系列征战，统一了中原地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也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产生。民族共同语的产生为汉字的起源创造了条件，确立了汉字所依附的主体。而在此前的距今六千年前，伏羲氏、神农氏等部族为适应越来越复杂的矛盾和要求，开始了各种表意符号的创制，这些符号有些成为各个部族的文字，它们在后来的汉字形成过程中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