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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理论遭遇中国问题 　　□福柯认为西方从酷刑到监狱，是从制造威慑转向个体规制，是从群体性转向个体性；而达顿则认为中国从酷刑到监狱，是从家庭规制转向集体规制，是从一种群体性转向另一种群体性。 　　 　　Michael R. Dutton, 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China: From Patriarchy to “the Peop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中国的规制与惩罚――从父权本位到人民本位,[澳]迈克尔?R?达顿著，郝方?P、崔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澳大利亚汉学家迈克尔#8226;R#8226;达顿（Michael R. Dutton）借着自己对中国问题的兴趣，在其《中国的规制与惩罚――从父权本位到人民本位》一书中，着实让福柯理论也过了一把“中国瘾”。福柯在1975年出版的《规训与惩罚》（Descipline and Punish）中，把刑罚变迁作为政治权力的一种策略行为，力图厘清权力技术与刑罚制度相勾连的“毛细结构”。达顿这本书也试图在中国语境中进行类似的谱系研究，从该书的主标题《中国的规制与惩罚》（或译为《规制与惩罚在中国》）（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China）就可以看出，其与福柯的著作何其相似！当然，达顿并不是在为福柯写一部拙劣的续集，也不是简单地把福柯的结论移植到中国语境。相反，虽然遵从了福柯的权力观和分析进路，但是达顿认为，福柯的结论具有地域上的局限性，也就是说福柯的结论在中国并不适用。作为替代，达顿理出了中国刑罚变迁的一条进路，即该书的副标题《从父权本位到人民本位》（From Patriarchy to “the People”）。 　　让我们首先简单勾勒一下福柯的思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主要探讨的是刑罚变迁史上，公开执行的酷刑与监狱之间的承接关系。具体而言是两个问题：①公开执行的酷刑为何消失？②监狱为何诞生？酷刑的消失通常被宣扬为人类历史上人道主义的胜利，然而福柯从谱系学进路，在史实的“细枝末节”中追寻酷刑消失的原因，最终发现：酷刑并不必然与司法擅断和刑罚威不可测的恐怖连接在一起。酷刑并不等于任意施刑，而毋宁说是一种权力技术。公开执行的酷刑作为一种“仪式”，其主要目的不是重建正义，而是以儆效尤，重振君主的权力。而酷刑之所以消失，就是因为君主逐渐发现，酷刑不足以实现其预期的目的，因为在公开行刑的恐怖仪式中，民众的角色是多义的――诚然，在一些公开处决中，民众会受到恐吓和威慑，但在另外一些场合中，则引起了社会的骚乱：民众不是服从统治者，而是嘲笑统治者；而被处决者常常变成民众的英雄。因为这些弊端，当权者逐渐抛弃了公开执行的酷刑，转而发现，监狱才更能契合权力技术的需要。监狱根据军事化的时间表对罪犯进行行为训练、培养习惯和对人身加以限制，从而构成对肉体的有效规训。在公开行刑时，场面宏大，有受刑人，有施刑人，有看客，大家共同实现刑罚的目标；而在监狱中，受刑人是被个体化地标定的和规训的主体。简单来说就是：酷刑是通过压制来威慑群体，而监狱是通过军事化管理来驯顺个人。不言而喻，后者更为有效。由是，以“隔离”、“禁闭”为主要特征的近代监狱纷纷建立，成为刑罚制度的主体。 　　达顿非常赞赏福柯的分析进路，但是他认为福柯的结论仅仅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中国。他指出，从“公开执行的酷刑”到“个体本位的监狱规制”是刑罚变迁的欧洲模式，而中国模式则是从“父权本位的相互规制”到“人民本位的集体规制”。具体来讲，中国古代的刑罚虽然也以施加于肉体的酷刑为主，但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以家庭为核心的规制技术。就像保甲制度一样，中国的传统刑罚所指向的并不仅是个体的人，而更是作为家庭之一部分的人，惩罚个体在本质上也就是惩罚家庭――家庭不能很好地管束其成员，这本身就是罪过。由是，中国产生一种独特的刑罚――“族刑”；即便是非株连性质的刑罚，受刑人也不过是“处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居间者，成为刑罚的景观、羞辱的景观、对肉刑进行公开展示的景观，进而成为使其家庭蒙羞的景观”。（P127-128）通过惩罚个人来规制家庭，通过规制家庭来治理国家，这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家―国”一体的政治格局。 　　到民国时期，局势大变。我们也曾尝试借道日本，引进西方的监狱及其背后的个体性规制技术，此即所谓近代狱制改良。但是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种个体性规制与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并不能很好地契合。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是一种具有集体性的社会主体，反映到刑罚制度上，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劳改制度。虽然劳改制度也是利用监狱，也有数据统计、犯人编号、分押分管等等个体化的做法，但是其原理与西方不同，因为“此种个体化恰是为了强化集体。在该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