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论现代医学体制的诞生.docVIP

福柯论现代医学体制的诞生 　　在“国家医学”的这种形式中,个体的健康不再仅仅是一种私人的事件,它要被展示、被调查、被研究,被一种国家机器紧密地包围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医学更加是一个政治化的事件,它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科学知识和有效的干预手段。医学不再仅是围绕着个体健康组织起来的话语,而更加是一种政治话语,一种可以促进国家力量增长的政治机制。对于个体而言,他自身的健康不仅仅是一个私密的领域,而是一个与国家整体休戚相关的政治地带。 　　 　　70年代中期,福柯转向了对“生命政治”(governmentality)的研究。“生命政治”指的是“始于18世纪的行为,它力图将健康,出生率,卫生,寿命,种族……等等问题合理化,”力图理性地对“人口”的生命体征加以管理和协调。需要注意的是,“生命政治”不仅仅是一种国家主权的运作,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性的干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有时是主要或唯一的推动者(如国家医学时期),有时退居幕后,由社会中的医疗保健机构(如医院、疗养院、防疫站等)来主持。 　　 相应地,医学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古典时期之前,医学还只是救济程序的一部分,担负着济贫、管理流浪人员等责任。但在“生命政治”出现之后,医学成为了“健康”工作的重要力量,它不仅要应对突然而来的疾病,而且还要提升国民的健康水平,延长他们的平均寿命、参与城市的卫生规划等等。从18世纪开始,现代医学体制逐步开始形成,它一方面要参与国家健康政策的制定中,另一方面则要在社会中建立起覆盖全民的医疗保健机制。在福柯眼里,现代医学始终是与政治权力纠缠不清的,从18世纪到19世纪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但每一种都得到了政治权力的支持。从“生命政治”的角度看,为了对“生命”进行管理,单纯的政治行为虽然可以对人口进行统治和划分,但却无法深入“生命”具体的运作中。正是在这里,医学才在政治实践中找到了立足点。 　　一、人口与国家健康 　　“人口”这个词最初是在一种消极的方式上使用的,是指那些遭受重大灾害、失去大量人口的“无人区”移民。甚至到17世纪中期,欧洲各国所出现的对“人口”的统计中,也仅仅是要计算出死亡人数、死亡地点及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口”仅具有一种数量上的意义,是对个体人数的统计(移民、死亡)。然而从18世纪中期开始,在一些旅行家、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的作品中,人口却开始和君主的实力联系在了一起,它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君主军队的实力和财富的多寡。福柯将这种转变追溯到了17世纪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和官房主义(cameralism)时期,在这些学者眼中,人口可以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可以保证更多食物和财富的生产,从而增加市场上的货物,降低市场上的价格。“人口”是保证国家其他力量要素稳定提升的基本条件。可以说,“人口”现在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那么,这种转变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何现在“人口”本身的生产性力量得到了重视?这与一种国家理性有关。福柯将16世纪以来对国家治理的反思称为国家理性,正是在这些对国家治理的研究文献中,“国家”被视为一种混杂了各种人、事物、资源、环境的混杂体,而治理的目标则是从总体上提升国家的力量。在17世纪重商主义时期,财富的多寡、市场上货物的数量和价格、人口的数量成为了衡量国家力量的标尺。在这些因素中,人口才是根本性的力量,它是生产商品的主体,是保证市场价格稳定和军队实力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口”才获得了一种积极的意义。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仅仅将人口视为君主臣民们的集合,需要从上方施加一种作为整体意志的法律和规则,告诉他们必须做什么,在哪做和怎样做。”货物的生产、市场的价格都是由国家来指定的,而人口则是需要根据这些命令进行生产。对于国家而言,人口仍然是一个数量上的集合,只不过这种数量是与生产力相关联的,具有了一种积极性的意义。 　　进入18世纪,“人口”的含义又发生了变化,一种现代的“人口”观念出现在国家治理的文献中。福柯选取了德国约翰#8226;海因里希#8226;哥特洛布#8226;冯#8226;尤斯蒂(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的《治安原理》来展示这种变化。在这本著作中,“人口被理解为一群活着的个体。他们的特性也是所有属于同一种族、一起生活的个体的特性。(因此,他们也会呈现出死亡率和出生率;他们会患传染病,人口会过剩;也表现出某种地域分布类型。)”人口成为了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群体,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从数量上来理解,而是从“质量”上。“生存”、“更好的生活”这才是国家治理实践中的目标,而“这些要素的发展也就此可以促进国家的力量”。人口的健康是与国家力量紧密相关的,而威胁健康的“疾病”就不再仅仅是一种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层面上的威胁,对国家整体的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