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docVIP

苏轼“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 　　摘要：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他的《宝绘堂记》提出了“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人生态度，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揭示苏轼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 　　关键词：寓意于物；留意于物；审美态度；功利；非功利 　　 　　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其诗，词，赋，散文均成就极高，且善书法和绘画，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同时，他在音乐上也具有很高的造诣，这在他的文学作品得到很好的展示。但他的一生却是波折的，正是这样复杂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不同时期的不同的音乐美学思想。他在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创作的《宝绘堂记》无疑向我们展示了苏轼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及其审美的人生态度。 　　一、“寓意于物”与“留意于物”之内涵 　　苏轼在熙宁十年创作的《宝绘堂记》，中提出了他的重要的美学思想，那就是“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审美态度。审美态度包含了主体对审美对象所持的态度，主要是心理状态。它受时间、地点等客观条件影响，亦受心境、情绪等主观心理因素影响。由此可见， 审美态度可以被视为主体审美能力发展水平的标志。 　　“寓意于物”正表现了他的审美态度的倾向性，那就是可以将自己的心意寄托在事物上，这可以说是苏轼一生都秉承审美原则，也可以理解为对老子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文章中引用了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在老子的思想中“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这些外在的声色之娱，都是应该摒弃的，惟有这样才能获得内心的安宁，而保持心灵的固有的纯真。此后，苏轼提出了“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指出了圣人并没有废除这四样东西，而用来暂时的寄托自己的心意。而后苏轼在文章将“刘备之雄才也，而好结髦。”“嵇康之达也，而好锻炼。”“阮孚之放也，而好蜡屐。”作为自己的例证，证实了人可以将自己的心意寄托在事物当中，当然，他的音乐美学思想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他的诗词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那点淡淡的寄托，虽然喜爱却不沉溺于其中，正是这种豁达，造就了苏轼，因而，苏轼发展成为我国历史上少有的通才，也因此它能安然、旷达的度过他坎坷的一生。故而，在其外任时期作品的《听僧昭素琴》中：“至和无攫?y，至平无按抑。不知微妙声，究竟从何出？散我不平气， 洗我不和心。此心知有在，尚复此微吟。”表明了其将心意寄托在音乐当中，让音乐净化他的心灵，使得自己的内心变得平和。正如《宝绘堂记》中“虽微物足以为乐”“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可见，苏轼的审美态度――“寓意于物”。 　　而“留意于物”揭示了这样的结果，即使是微小的食物也会成为祸害，即使是特异的事物也不会让人感到快乐。所以苏轼认为“留意于物”是人生灾难产生的根源，并且导致了一系列的悲剧发生，苏轼在《宝绘堂记》中列举了“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这都是由于“留意于物”而导致的祸端，不仅害国而且伤身。苏轼指出了在音乐审美过程中要避免走“留意于物”的极端。苏轼以自己为例，将自己在“寓意”与“留意”之间的矛盾进行展示，阐明了其中的利害，表示在现实生活中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审美的对象，要把握好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那就是人是审美的主体，而作为客体的审美对象，只能起到愉悦人心的作用，而不能上升到移动人心程度，那就不能称之为审美了，这就要求我们在音乐审美的过程中注意到对待审美对象的态度的问题。 　　二、苏轼“寓意于物”的审美态度 　　“寓意于物”与“留意于物”之间的差别在于一个主客体的审美的态度的问题上。孔子《论语#8226;八佾》提出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在音乐审美的过程中，情感要有所节制，适度、平和，不能过于放纵、任其泛滥。“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表达的正是中和之美，欢乐而不放纵，悲哀而不伤痛，一切情感的外现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就是情感外化的过程中，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有一定的节制，不要突破相应的“度”。人的音乐审美活动，本质上是音乐审美主体的感性与理性统一的复杂心理活动。而不同的欣赏者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又是千差万别的。“寓意于物”从本质上来说是苏轼审美趣味上升到一定高度的产物，而“留意于物”则是在欣赏过程中，感性超越了理性的心理的极度的欣赏活动。 　　18世纪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的休谟，确切的提出了美是愉快说，即他认为“美是（对象）各部分之间的这样一种秩序和结构；由于人性的本来构造，由于习俗，或是由于偶然的心情，这种秩序和结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这就是美的特征，美与丑（丑自然倾向于产生不安心情）的区别就在于此。所以快感与痛感不只是美与丑的必有的随从，而且也是美与丑的真正的本质。”（《论人性》）而在苏轼的《宝绘堂记》中“寓意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