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尔斯思想实验之语境.docVIP

阿罗尔斯思想实验之语境 　　在今日中国语境中，盲目照搬罗尔斯“关心弱者”、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建议，忘却罗尔斯所讲的基本政治自由、机会均等原则的优先性，罔顾罗尔斯在一个成熟的宪政背景下谈问题，不仅误导公众思维；引发民粹主义恶果，更助长了政府集权的趋势，颇不利于改革事业的推进。 　　 　　约翰?罗尔斯的名字，中国学人已相当熟悉。罗尔斯的《正义论》等主要著作若干年前便已译介到中国；他的正义理论，已成学界的老生常谈。近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转型，舆论日益关注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等问题，罗尔斯重点阐发的“公平正义”理论也被不少学者用来分析中国的问题。为社会正义立言，于情于理并无不妥，但如果不了解罗尔斯政治哲学的语境，在未充分理解罗尔斯思想真义的情况下直接将其套用到中国，必然带来诸多问题。当代美国学者涛慕斯?博格(Thomas Pogge)所著的《罗尔斯：生平与正义理论》一书，为我们回到罗尔斯的思想世界提供了一条道路。作者为罗尔斯的学生，曾受教于罗尔斯五年。我们可以相信，他对罗尔斯的诠释在实质性方面不会“跑偏”，博格此书深入浅出，堪称了解罗尔斯政治哲学不错的入门读物。一方面，我们由此可以较为清楚地把握罗尔斯思想的道路；另一方面，借由此书，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罗尔斯政治哲学展开的语境。 　　《正义论》发表于1971年，成书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60年代的美国直接构成罗尔斯展开理论思路的大背景。那时的越南战争及其引起的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是罗尔斯阐发正义理论的重要契机。博格告诉我们，罗尔斯坚信越战是非正义的，他参加了华盛顿反战会议，还于1969年春季开设了关于“战争问题”的课程。罗尔斯关注的问题有二：第一，越战这场不义之战的社会原因是什么?第二，为了反对这场战争，公民们能做些什么?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导致罗尔斯对分配正义的关注。罗尔斯认为，军火商等巨富在促成战争上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要从根本上避免不义战争，必须削弱巨富在政治决策中的影响力，这便意味着对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进行干预。罗尔斯批评说：“资产和财富的不平等远远超出了政治平等所能包容的程度，而这些不平等在法律体系内却受到了普遍的宽容。”对于第二个问题，罗尔斯的建议是“培养一个理解和尊重公民不服从及良心拒绝的公共文化”。 　　罗尔斯作为哲学家，他希望通过一场缜密的思想实验来回应现实问题，思考社会正义的本质。在这场思想实验中，罗尔斯回到了契约论、构建理性主义、制度主义的道路。博格指出，罗尔斯学说在伦理学上的独特之处在于从对个人行为的道德评价转向对社会基本制度的道德评估。罗尔斯《正义论》开篇即言，学问之道在于真，制度之道在于正。罗尔斯所说的制度有特定内涵，它是指涉及人们基本权利与机会的基本社会结构。罗尔斯关注此种制度结构，乃出于对现代“大社会”的辨认。在高度复杂、人们分工合作密切的现代社会，个人不能像过去那样控制自己单个行为的后果。“孟加拉国纺织工人子女的食品消费，也许会取决于美国夏日海滩装的时尚风格。”今天，在大规模失业、贫困等问题上，我们不大能说这是由于个人不努力、不优秀。罗尔斯相信，经由理性人的深思熟虑，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可以确立，人们可以生活得更好。 　　罗尔斯并未简单地提议劫富济贫，他分析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分配体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资本主义、中央控制经济的纳粹主义、私有产权下的民主制、自由(或民主)的社会主义。他认为一个正义的体制应当能确保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能确保人们的基本政治自由，能确保机会的开放、均等，并且不平等必须是为补偿弱者而设。按这几条标准，能让罗尔斯人眼的只有私有产权下的民主制以及自由(或民主)的社会主义两种，对于前者，罗尔斯讨论最多。罗尔斯相信，民主政治会对财富的集中产生很好的制约、平衡作用。 　　罗尔斯在后来的著作中对多元社会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他的政治自由主义，希望在理性多元论的前提下寻求“重叠共识”，以便确立一个稳定而正义的社会秩序。他受以赛亚?伯林的影响自不待言，但他的自由主义，仍表现出了激进的一面。罗尔斯不接受伯林等人所赞同的“权宜之计”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们不必寻求共识，只须在某种法律框架下和平共存即可。罗尔斯认为“权宜之计”为强权即公理提供了依据，为政治中的野蛮埋下了祸根。罗尔斯虽讲“多元”，但他的政治自由主义仍包含了他的政治决断，那就是对现代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的捍卫。这也意味着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必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环境中进行。罗尔斯学说是20世纪中后期政治哲学复兴的标志，也是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节。他的自由主义，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 　　罗尔斯的理论激发了人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罗尔斯的思想实验有其不小的魅力，但思想实验毕竟只是思想实验。在今日中国语境中，盲目照搬罗尔斯“关心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