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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陇海铁路关中段沿线城镇发展论析 　　摘 要：对于民国时期关中城镇而言，20世纪30年代陇海铁路的通达是重大机遇，尤其是铁路沿线城镇进入空前良好的发展阶段。铁路通达前，关中的经济社会发展较好的城镇大多集中于渭河以北。但随着陇海铁路关中段渐次通车运营，铁路设站城镇如渭南、咸阳等城镇日渐繁荣，并逐步取代大荔、泾阳等成为新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 关键词：陇海铁路；关中；城镇；发展 中图分类号：F51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2-0100-03 古代关中为天下中枢，故关中城镇多有辉煌的发展历史。然自唐宋以降，随着国家经济重心东移、南移，关中地位一落千丈，区内城镇发展也乏善可陈，此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仍无大的改观。但陇海铁路的通达，给关中城镇带来巨大发展机遇，尤其是渭南、咸阳及同官等铁路沿线城镇更是直接受益，城市经济繁荣、城镇人口增加，逐步成为区内中心城市 一、铁路通达后渭南发展成为关中东部中心城市 渭南位于关中平原东部，其地“东距华县五十里，西距临潼八十里，南距蓝田五十五里，北距蒲城一百余里，东北与大荔接壤相距约一百五六十里，西北境连富平相距五十五里，东南与雒南县相接，距约一百余里”[1]。自周秦以至汉唐间一直为京畿近邻，素有“三秦要道，八府通衢”之称，为“长安潼关间之名城，民阜物庶，有小江南之号”[2]。早在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即在渭河以北设下县。十六国时期，前秦符坚甘露二年（360年），在渭河以南设渭南县，此为“渭南”以行政区划名世之始。元至元元年（1264年），将下并入渭南，改称“并管”。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去“并管”名，复改称渭南 清光绪年间，渭南县城陆续开设的商号有13家，故市有15家，信义和孝义各有3至5家。这些商号多系粟行、花行和杂货行。民国初年，上海日信洋行在田市收购棉花30万公斤，继而又在县城坐庄收购棉花50万公斤。受棉花交易快速增长的影响，棉花商人纷纷开设花行。到1921年时，渭南县城花行多达16家，田市、故市、辛市亦有数家。1933年，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麦棉贷款”，沿海纱厂转用进口棉，渭南花行半数倒闭[3]。受棉花滞销的影响，鸦片种植面积一度增大。据《陕西农村调查》记载，1933年渭南县城有商店200余家，其中鸦片烟店多达60余家[4]。这一时期，渭南经济虽因在棉业繁荣的背景下有所发展，但发展速度不快，且经济对棉业依赖较重 陇海铁路通车后，随着渭南交通条件的大为改善，渭南成为关中东部的物资集散地[5]。汉口、天津的布匹、杂货，商县、蓝田的山货，三原、泾阳、咸阳的棉花，高陵、富平、大荔、临潼、白水的粮食，纷纷流向渭南。渭南的物资集散作用大大加强，城市商业随之亦快速发展。开始成为关东粮食、棉花集散地，“渭南市主要交易，以棉花小麦为大宗，营此业者，均获厚利。”[6]渭南，“县城南靠高原，北临渭河，为省东重镇，地当东西要冲，在昔商业本极发达，现在陇海铁路通车渭南，各大商贾，多皆麇集，商业之发达，市面之繁盛，更有进展。”[7]据1935年调查，渭南城关共有商号328家，分疋头、煤油、杂货、花行、盐碱油酒、铁货、转运、粮行、煤厂、药材等11大行类[8] 陇海铁路通达后，现代工业也开始在渭南出现。1934年10月，上海商人段镜甫、孔直斋等筹集股金10万元，开办西北聚记机器棉花打包股份有限公司，月打包棉花3 000包。1935年12月，交通银行投资20万元，中国银行投资10万元，上海维持会会长季贻荪集资20万元，合计50万元，在渭南火车站北开办西北机器棉花打包股份有限公司，月可打包棉花1万包左右。1939年，西北聚记机器棉花打包厂因遭日机轰炸，迁往泾阳永乐店，厂方于原址另设织布厂，有铁机20部，月产机经土纬粗布500匹。至1940年，渭南有机械工业8家，其中棉花打包厂2家、面粉加工厂1家；手工业班匠3 195人，其中石匠28人、瓦匠50人、木匠635人、泥水匠225人、铜匠26人、铁匠155人、其他2 076人。产品有棉包、白酒、菜油、棉籽油、芝麻油、土布、砖瓦、苇席、皮绳、木轮大车等。1941年，渭南李百朋等人筹资30万元，开办象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月产面粉9 000袋，每袋重40斤。此后，相继建立的机械工业有裕泰、华顺、三顺永、利民、永华、三义合等铁工厂。到1948年时，渭南工业有打包厂2家、面粉厂2家、火柴厂1家、铁工厂7家，全部动力516瓦，金属切削机床2台，产品增加轧花车、弹花柜、犁铧等种类[5] 1935年，渭南县城人口数量不多，“城关约有三千余口”。随着陇海铁路通车后，渭南县城成为关中东部物资集散地，上海等地的商贾来此投资兴业，本地工商业也开始兴盛，相继在火车站附近开厂设店，在西门街和河西岸兴建商业店铺和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