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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知识女性家庭角色变化探究 　　摘 要： 民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在其政治变革、经济变迁、教育发展、观念变化中，顽固的传统大家长制出现裂痕，为民国知识女性自我觉醒及家庭角色改变提供了条件。她们开始反思、抨击女性对家庭的过度依附、妥协，逐渐成为决定夫妻情感、补充家庭经济、“教”“养”子女、参与家庭决策、掌控个人发展的独立个体。同时，她们的转变推动着社会教育、立法、文化等领域的更新和完善。在与社会环境的博弈中，知识女性不断弱化、消解传统家庭角色，重塑、巩固新的家庭角色，在封建大家庭的束缚中发出历史强音 关键?~： 民国 知识女性 家庭角色 《白虎通“夫妇者何谓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揭示出封建传统制度下，女性在家庭中的附属性、服从性。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传统伦理的侵蚀下，女性以“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事”为主要家庭角色[1]，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谨守闺房。“七出”的规定更是给予男子婚姻上的特权，抹杀女性追求恋爱、享受婚姻的合理诉求。在经济上，传统女性没有独立的财产支配权及继承权，其生存完全依赖于家庭的供养功能，加之女性被排挤于正规学堂之外，没有系统、完备的受教育体系，加重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依赖性、妥协性，严重阻碍着女性自我认知、自我发展和自我欣赏意识的觉醒，进一步影响了家庭乃至社会的发展、转型 随着帝制的崩溃、民主共和的传播、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观念的革新、女性受教育的提高等，传统社会大家庭制度开始受到新思想的浸染，父系制度开始动摇，父子关系被迫让位于横向的夫妻关系[2]，男性中心逐渐位移，知识女性自我意识不断觉醒，使得家庭关系开始向“半平权型”[3]发展，女性的家庭地位有所改观，家庭角色有所变动。民国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终于集体“浮出历史地表”，登上广阔的历史舞台[4] 一、民国知识女性家庭角色变化的社会背景 夫妻关系中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必须以经济平等作后盾[5]，以政治稳定为保障。外国资本的入侵和辛亥革命的爆发，对民国时期知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生产的社会化使得封建大家庭原本自给自足的经济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传统大家庭制度中的尊卑观念、夫权意识、辈分伦理逐渐受到抨击，男性在经济、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动摇。许多知识女性开始跻身于家庭经济圈，主动寻求政治席位，掌握一定的经济、政治发言权 古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导致女性在文化教育中一直处于缺席状态，限制了其深层次发挥角色作用的能力。随着西方文化教育和观念的传入，人们开始认识到女性受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继北京大学招收了第一批女学生之后，男女合校更是打破了男性受教育的特权，她们同男性精英一样，用知识武装头脑，并开始对社会黑暗反思，对家庭不公反抗。同时，西方自由恋爱风潮的涌入、娜拉精神的传播，让女性“相夫教子”“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和角色有所触动，有了以自我解放为内涵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增强[6]和冲破牢笼、获取独立的冲动 二、民国知识女性家庭角色变化及其主要表现 （一）情感上：重要的决定者 自由的婚姻，是引起家庭变化的开始[7]。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运动后，女性恋爱、婚姻的意义与价值突破了传宗接代、安身立命的局限，她们开始主动追求良好的伴侣及和谐的夫妻关系，“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湖南女青年赵五贞待嫁之际自刎；谢冰莹两次出逃反对婚姻包办；刘清扬斗智斗勇敢于退婚；孙中山与宋庆龄的誓约书成为婚姻缔结方式走向文明的标志性事件[8]，更为民国婚姻缔结做出了表率……她们开始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决定自己的情感婚姻，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幸福 离婚，是破除旧式家庭制度的第一声[9]，也是女性婚姻自主的重要反映。1931年10月，清末皇妃文秀为挣脱封建婚姻带来的痛苦，与溥仪协议离婚，成为举国关注的婚姻家庭“巅峰”事件[8]，打破了男子离婚特权；苏雪林出于孝忱与张宝龄完婚，最终因性格不合解体；陆小曼热恋徐志摩，与武夫王赓离婚；张爱玲轻信胡兰成，发现其另结新欢后再无联系……作为时代前沿的知识女性，在“节烈”观仍旧盛行的年代，敢于拒绝、结束毫无温度的感情，一改往日的逆来顺受，成为情感中重要的决定者 （二）经济上：重要的补充者 民国时期，家庭功能与社会功能的高度合一[10]，加之社会分工的转变，使得知识女性开始走出家庭，走进社会，获取一定的经济收入。从《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到《民国民法典》，女性财产继承权及支配权开始在法律上得到保护，进一步打破男子在家庭经济中的垄断地位 张爱玲作为民国时期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女性最大的肯定[11]。出生于大家族的她，在西式教育及母亲与姑姑的影响下独立性和自主性很强，依靠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获得稿费、编剧费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