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私有化不会使农民陷入绝境——致裴小林先生(二)论文.docVIP

　　土地私有化不会使农民陷入绝境——致裴小林先生(二)论文 .freelpeter，1955：4 ）指出，“如果要发现两个现象的因果关系，只有当那起因性的因素是非经济的时，我们才算成功了。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只有这时才证明自己能够解决问题，下一步则是其它学科的事了。如果那起因性的因素本身具有经济性，我们的解释就不成功并还要持续，直到它最终落到非经济的底部。这对一般理论和具体案例的探讨都不例外”。熊皮特认为经济运行的原因必须探索到“非经济的底部”，这一见解是颇具深意的。根据这一见解，我们可以说明许多社会科学理论缺乏坚实的逻辑基础，现在大部分中国学者信奉的唯物史观就是如此。唯物史观认为，社会政治的“上层建筑”都有其“经济基础”，其基础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关系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那么生产力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唯物史观的信徒认为主要由技术决定的。喜欢追根究底的读者还会追问：技术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可惜唯物史观一直没有阐明这一问题。当然，任何问题都可以再追问一个为什么，一直追问下去是没有止境的。但作为社会经济理论，如果已经把原因追问到社会经济之外，就已经彻底完成了任务，再往下的追问和解释已经超出你所研究的领域，进入其他科学的研究范围了。 远在古希腊时期，欧几里德就在几何学中建立了公理体系。公理体系的特点是以“不定义概念”（无法给予定义的最基本概念）和“公理”（无法用更基础的原理证明的命题）为基础，利用逻辑推理推导出定理和整个体系。任何几何学命题，如果不能用已知条件和公理、定义、已经证明的定理给予逻辑证明，那么它的真实性就难以保证。几何学公里体系建立一千多年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公理体系是探讨任何因果关系的逻辑基础。如果一门学科不能象几何学那样建立自己的公理体系，那么就难以称其为“科学”。直到近二百年，自然科学的各学科才陆续利用数理逻辑，建立公理体系。但社会科学中，直到现在还只有经济学从基本假设出发，在建立公理体系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其他社会科学至今不但没有建立公理体系，甚至还没有认识到需要建立这样的体系，结果学者们在探讨问题时往往缺乏共同的科学基础，无法判断命题论证的正确和错误，许多学者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争论之中。 从逻辑上说，探讨因果关系的次序与建立逻辑体系正好相反，它从结果出发，象利用“分析法”证明几何命题一样，一直探索到定义、公理和已知条件为止。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都是与人的活动有关的现象或事物，由于人的活动都受利益支配，不同利益的人对事物的看法大不相同，于是社会科学中就很少有被人们公认的原理（公理）。经济学家费尽心力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经济人行为原理”之所以遭到批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这一假设难以为伦理学家所接受。 不过，只要你承认社会科学必须有关于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你就必然要信服“经济人”原理。到现在，特确实还没有人提出比“经济人行为原理”更适合于解释人类行为的原理，所以笔者把它作为支配社会运行的唯一一条“公理”。 笔者在《经济人史观的逻辑框架》（可在网上搜索）一文中谈到，社会科学中要探讨事物的因果关系，就必须探索到“原始条件”（主要是自然地理条件）、外生变量（从社会外部掺入的变量）和“经济人行为原理”（公理）为止。再往下就超出了社会科学的范围，进入了其它科学的研究领域。而如果没有探索到“原始条件”、外生变量和人类行为的基本原理，你的探讨总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不少读者认为，强调社会之外的“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的作用，从根本上违背了“内外因关系原理”，所以完全是错误的。我对这些读者的忠告是，“内外因关系原理”既不是人们公认的“公理”，也无法由公理给予逻辑证明，所以不能作为探讨问题的理论依据。 容易发现，熊皮特要求探索到“非经济的底部”，与笔者所说的探讨到社会的“原始条件”和“外生变量”完全是一致的。笔者从来没有读过熊皮特的文章，也没有看到过别人对其观点的介绍，完全是自己悟出了熊皮特所阐明的这一道理。熊皮特写出这段话已经五十年，许多学者却根本没有重视熊皮特的意见，所至今还在漫无目的的瞎折腾。更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经济学家也甚至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例如当今在经济学界占有重要地位的“新制度学派”，把经济增长的关键归结制度因素，就是没有“落到非经济的底部”，实际上还是没有说明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 裴小林用“土地生产率界限”的自然法则来“夯实”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基础，使经济理论“立足于一个的非经济底部”，对经济理论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 二、马尔萨斯模型和Boserup模型 在研究社会科学的中国学者中，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马尔萨斯及其人口理论。但马尔萨斯在中国的名声很糟糕，大多数人是在批判中才知道他的。马克思曾经对马尔萨斯进行过猛烈的批判，认为他把主观臆造的“规律”说成是自然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