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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锷：回到生活的状态 Text Size: A A A 作者: 第一财经日报 来源：新浪财经 编辑/me.writer  曾经，每天走一两个小时的路程，从东三环附近的家出发，绕亮马河、穿使馆区，到位于三里屯village附近的设计所上班，是设计师朱锷喜欢的一种生活，行走中，身心悠然自得，沿途见闻记得或是忘记，都是一种很私心的享受。 三里屯酒吧街改建之时，朱锷的设计师事务所负责新建项目village的几大主体建筑的外立面设计。由日本设计师隈研吾设计的“瑜舍”，朱锷给它穿上群青、苹果绿的外衣，在冬天萧瑟的街道旁，青青“瑜舍”给视觉灌入一抹生机。 朱锷强调建筑与生活、季节、时代的关系，强调文化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性。2001年，在日本居住了10年的朱锷回到北京，他试图回到母语的状态，回到熟悉的生活里。近期，朱锷设计工作室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的“edge设计馆”系列丛书，田中一光的《设计的觉醒》、隈研吾《新都市论》、原研哉的《设计中的设计》等图书，摒弃了夺人眼球的图形与画面，同时绕过抽象的设计理论，越出设计师人群的边界，成为城市人群重新思考城市、空间、文化与个体存在话题的读本。 朱锷认为，“设计师的工作就是要把被现代文化切碎的心身合成圆融的状态，纵向要与传统接通，横向又要与诸多现代的文化相连。好比小说完成宏大的叙事，而中间尚有一些语言的空白点，需要诗歌来填补，设计之于现代人就是诗歌。” 　　而在他看来，理想城市的范例应是香港：一方面是东、西方潮流的汇聚地，一方面在其摩天高楼之下，又为市民生活保留了空间，街巷深处是大大小小的杂货铺、香料铺、大排档和小食馆。而北京“三里屯village”和“华贸”是朱锷中意的两个去处，“三里屯village”杂糅的文化、各色人等混杂的面貌——身份被抹去、界限被消除，而迷宫一样的建筑群是他的最爱，“走在其中，墙壁那么高，深深窄窄的小路不知通向哪个去处，这就是‘胡同文化’在这一时代的形式。” 　　 　　Q：你会如何描述今天中国城市人群的居住与生活状态？ 　　朱锷：我们现在的居住状态像鸽子，9点钟放出去了，晚上又飞回来了。我想，对人的生活状态影响最大的是居住状态，但我常常感到我居住的不是房子，而是一个居住面积。我们说我们买了房，但仍然感觉是租的房，只不过租期长了。 　　小到一个房子，大到一条街道、一个社区，你如果无法与之产生认同，没有感觉到那是你自己的，就很难产生发自内心的维护的需要和行动。谈论城市生活形态，谈论居住文化，产权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但很少有人谈论。 这种“不属于你的”居住状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在农村的反映更明显：一个农户得到拆迁补偿，住到4层楼的新房子里，你看他的居住状态变好了吗？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居住状态的问题。城市要进步，还是要居住在其中的人心智的觉醒。 　　Q：：居住空间的形态，改变了我们的人际关系与生活面貌，城市人需要一些开放的公共空间进行交流，北京这几年形成了几个城市群落——“798”、二环以内的胡同区域。在你看来，政府主导或商业开发，与群众的自发行为，对形成这些群落有什么不同意义？ 　　朱锷：我想影响城市群落形成的更有力的因素是自发性。当年的“798”，之所以形成这个群落，是艺术家看到那里的房租便宜，本意是到那里租大的空间建立自己的工作室、画室，创作、生活。但废弃的厂房如果再使用的话，需要投资维修，当时是艺术家自己来掏的腰包。后来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原来还可以有钱赚，政府对艺术家聚集区的态度也变了。 我在北京看“798”和在东京看“798”的感受不同，在北京离得近，我看到它每一个时段的状态，在东京看，时间段的概念被抹去了，作为整体的“798”让我想到“自主采摘园”——这是一个概念产业。 国外也有很多艺术家聚居区，但没有我们这里那么功利，还保持了一部分让艺术家能够自然地生活的状态。 　　Q：你很喜欢窜胡同，如何评价今天的“胡同文化”群落？ 　　朱锷：我很喜欢去发现藏在胡同里的好吃的、好玩的，胡同就像迷宫，你不知道下一个路口通向哪里。 但今天“胡同文化”不再是个“文化词汇”，而是一个“商业词汇”，住在胡同里的很多不是本地人，出现在商业背景中的胡同生活已非货品本身，而是买一件东西给你包上的那层包装纸。 　　Q：中国城市的活力吸引了很多设计师，但这中间也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群落变化太快，很多区域的生活氛围、文化传统还没形成就被打乱。另外，商业化，或其他功利性目的也消解了某一空间中的生活气息。你如何评价这样一种现实？ 　　朱锷：在欧洲，一个官员的在任与离开，对城市的规划没有太大影响。你去威尼斯，不论你哪次去一条街永远在维修，他们在维护他们的街道、生活的空间，而我们没有做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