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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体系运动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我在20世纪70年代创造了一个新词“反体系运动”,因为我希望有这么一个词,它能涵盖两种群众运动:一种以社会运动为标志,另一种以民族运动为标志。它们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分析层面上都是独立和迥然不同的,在许多方面是相互竞争的。社会运动被认为首先是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运动,它们似应在各国国内进行反对资产阶级/雇主的阶级斗争。民族运动被认为是争取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运动,其方式或者把被认为属于同一民族的独立政治单位聚合在一起(例如意大利),或者从被认为是帝国和压迫该民族的国家中独立出来(例如亚洲或非洲的殖民地)。 两种运动作为组织良好的官僚结构出现在19世纪下半叶,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强大。两种运动经常认为自己代表的目标优先于其他任何政治目标,特别是优先于另一种竞争运动所代表的目标。结果,这就使这个运动的人经常严厉谴责那个运动的人。他们很少在政治上相互合作,而如果他们进行合作,他们经常把这种合作看做是临时性战术,而不是根本性联合。 但是,在我看来,回顾1850～1970年期间两种运动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们有很多共同特征。 第一,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宣称自己是“革命的”,即主张社会关系的根本转变。的确,每种运动中都存在着一派,有时是在分开的组织中(但有时并不如此),它在社会转化问题上持更渐进的观点,从而回避革命性言辞。但一般来说,至少在最初以及在一个很长时期,掌握政权的人把所有这些运动都看做是对自身稳定甚至对自身政治结构生存本身的威胁。 第二,在一开始,两种运动在政治上都相当软弱,不得不艰苦奋斗以求生存下来。它们受政府压制甚至被宣布为非法;它们的领导人遭到逮捕;它们的成员经常遭受国家和私人暴力的蓄意侵犯。许多早期运动遭到彻底破坏。 第三,19世纪最后30来年,两种运动同时开展了关于战略问题的大辩论。辩论是在两部分人中间进行的,一部分人持“国家导向”观点,另一部分人把国家看做一个固有的敌人,从而转向强调个人的改造。对族主义者之间进行。 第四,这些辩论的历史后果是那些持“国家导向”立场的运动终于获得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得以说服大多数人的关键论点是:国家是实际权力的直接来源,而忽略国家政治中心地位的任何企图都注定要失败,因为国家将会镇压———实际上成功地镇压———任何无政府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运动。国家导向的团体在19世纪末叶阐明了一个所谓两步走战略:首先在国家结构中获得政权;然后改造世界。这无论对社会运动还是民族运动都适用。 第五,社会主义运动在自己的观点论证中常常含有民族主义言论,而民族主义运动在自己的观点论证中常常含有社会主义言论。结果,双方立场的差别比这些运动一向承认的要模糊得多。人们经常指出,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常常比保守运动或国家本身更能发挥促进民族统一的作用。非常清楚,在中国、越南或古巴最终获得了政权的共产党也是作为民族解放运动存在的。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组织动员过程迫使两种运动努力把尽可能多的人吸引到自己阵营中来,而扩大理论基础对此很有帮助。其二,两种运动的领导人经常下意识地认识到,在现存体系中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因此,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超过各自理论所认可的范围。 第六,两种运动的群众组织动员过程基本相似。在大多数国家,两种运动都从一些小团体开始,通常是知识分子加上少数来自其他阶层的激进分子。获得成功的运动之所以成功,正是由于它们凭借长期的教育和组织运动,能够牢固建立起由围绕一个中心的激进分子、同情者和消极支持者层层组成的群众基础。消极支持者形成的外围扩大到一定程度,使激进分子犹如水中的鱼儿(用毛泽东的比喻),这时,运动就成为争夺政治权力的实际力量。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自称社会民主的运动主要在位于世界经济核心地区的国家比较强大,而自称民族解放的运动主要在位于世界经济半边缘和边缘地区的国家比较强大。后者对共产党来说大致也是这样。原因是清楚的,较弱地区的运动认为自己争取平等的斗争取决于它们能否从强大的帝国手中夺取对国家结构的控制(直接或间接行使的控制)。核心地区的运动已经处于强势国家中。如果它们要在自己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取得进展,它们就需要从这些地区的支配阶层手中夺取权力。但正因为这些国家强大和富裕,起义是有悖情理的战术,因而这些政党采用选举路线。 第七,两种运动都努力解决作为基本变革方式的“革命”和“改良”之间的矛盾/辩论。两种运动都围绕这个辩论进行过无休止的争论。但事实上,最后,在两种运动中,辩论被证明是建立在完全误解现实的基础上。革命者原来在实践中并不那么革命,而改良主义者也不总是要改良,或者至少随着运动自身政治轨迹的发展,两种风格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模糊。因为,革命者发现,如果他们要生存下来,他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