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中西方的历史发展为什么会出现大分流.docVIP

　世纪中西方的历史发展为什么会出现大分流，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在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类似西方那样的理性资本主义?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1864—就曾提出并谈论过这一问题。1915年韦伯在他有关中国宗教伦理的名着《儒家与道教》中，就提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乏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因素，但中国之所以没有能发展出西方式理性资本主义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中缺乏一种像西方新教教义那样的精神心态。简言之，中国缺乏一种类似于西方基督教新教那样的宗教伦理作为必要的启动力量。时至当代，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兰教授2000年发表了其专着《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引发了一场以美国学者为主的中英近代历史比较的大讨论。《大分流》的主题是从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联系的角度来探究现代世界经济的起源及其发展。在这一主题下，彭慕兰也提出了韦伯已经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欧，西欧有什么独有的优势?围绕这一问题，彭慕兰主要从地理、环境、人口与生态的角度进行了比较研究。　　本文作为对上述讨论的回应，提出导致18世纪中西方大分流的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主要包括东方独特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集权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策。　　马克思提出要理解东方社会必须从东方特殊的地理环境人手。地理环境在东方早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形成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地图上对比东亚大陆与欧洲大陆，很容易发现一个差别是东亚大陆呈比较规则的椭圆形板块，海洋未能深深切入陆地腹里。中国的西北广大地区均距海一千公里以上，这种内陆区约占全国版图的百分之六七十。　　马克思指出：东方的这种“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　　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就包含有中国的西北高原。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水利、公共工程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所形成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论述，是他在古代社会形态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思想观点，马克思曾多次反复强调。例如，1853年6月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东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恩格斯则在6月6日的复信中强调了东方的气候、土壤性质，指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马克思在文章中把他们通信的意义归纳在一起，强调了形成东方国家集权体制的基础条件就是依靠集体劳动的水利工程。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他关于东方(包括中国)“亚细亚社会”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在东方，由于上述地理环境的“特殊”，也影响到了其文明进程、生产方式与社会转型方式，即表现为在“亚细亚社会”形态中，政治权威与国家机器自古具有超常的统治力，经济、文化均受制于政治，私有财产始终处于软弱地位，虽然也存在土地私人占有，但国家才是真正的地主。以集权君主为代表的政治权威，对臣民的财产乃至人身权利具有“最高”的支配权。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属于“亚细亚社会”的论述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以及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高度关注。中华文明的形成期，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华夏文化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古代华夏族及后来的汉族多建都于黄河南北，地处“四夷”之中，故也自称“中国”。早在《尚书·禹贡》中，中华远古文明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黄河为中心的水路运输网或叫做朝贡网的交通体系，它无一例外地把九州全部纳入其中，从冀州“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到徐州“厥篚玄纤、缟。　　浮于淮、泗，达于河”，最后到雍州“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生活在这一流域的中国先民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对黄河的治理，这在当时是一个关系民族存亡的大问题，也是中国先民发展农业经济的前提。浩大的治水工程就需要诞生一个中央集权式的政府，先民们为了治水也需要维系一个中央集权的统治。马克思关于东方“亚细亚社会”的论断关注到了这一地理环境条件。马克思之后的德国学者卡尔·维特福格尔也将灌溉的治水工程与中华帝国的专制体制联系起来，撰写了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到《东方专制主义》的相关论着。与此相近，1928年东方学家马扎亚尔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提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亚细亚社会”，这种社会的特点，起源于治水与人工灌溉的需要以及由此形成的严密科层制的官僚体系、土地财产的国有制和实施专制统治。　　从“鲧障洪水”，“故有鲧城”的记载来看，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也与治水有关。中国古人祭祀的轻重先后也颇能说明黄河治水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此之谓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