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晚期的礼仪之变及其社会内涵.docVIP

明代中晚期的礼仪之变及其社会内涵 作者：陈江 史林 2006年05期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1—0092—11 　　以身份等级制度为内核的中国传统社会，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一系列的礼仪规定，显然，考察传统礼制的异动与演进应是了解中国社会变迁与转型的一个重要切入口。明代中晚期堪称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诸如婚、丧、冠、寿、社交等礼仪惯制，皆发生颇多耐人寻味的变异，其间所折射出的人际关系和社会观念的变动，是十分深刻的。本文即以江南地区为观察点，就明代中晚期的礼仪之变及其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作一粗浅的论列与阐述，以求正于大方之家。 　　一　变古出新的婚礼 　　婚姻对个人和家族都是大事，故历来受人重视。传统婚礼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而整个过程中又有许多繁缛琐细的礼仪规定。宋代以来，民间士庶对婚礼的礼仪程序有所简省，将“六礼”归并为纳采、纳征、亲迎三礼。对此，私修礼书和官定礼制，皆予以认可。 明朝有关婚礼的规定大体沿袭宋代，品官之家仍用“六礼”，民间十庶则可简省。不过，对婚礼过程中的具体仪式，即便是从简的庶人婚礼，官方礼制仍有非常明确而严格的规定。 尤重要的是，明朝廷特别强调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差别，不允许以下僭上、贵贱混淆，因而竭力提倡婚配的门当户对，严令禁止不问门第，专论聘财以及良贱通婚等现象。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下诏称：“古之婚礼，结两姓之好，以重人伦。近代以来，专论聘财，习染奢侈。宜令中书省集议，定制颁行遵守，务在崇尚节俭，以厚风俗。违者，论罪如律。” 明初制定的《大明律》对良贱通婚者的处罚规定也十分严厉。 　　然而至明代中晚期，朝廷的训令已成一纸具文，婚姻不问门第只论钱财的现象日益普遍，万历时人谢肇淛曾揭示说：“今世流品，可谓混淆之极。婚娶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至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 虽然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江南一地，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江南尤甚则是事实。嘉靖时溧阳士人马一龙曾请当地80岁左右的老人讲述50年间的世情变化，老人称：“当时婚姻，但论门阀；媒妁定言，两不求备。今女家许聘，辄索财礼，男家既醮，乃论资装，稍不如意，非过期不归，则妇归见斥矣。” 松江士人董含也记述其家乡：“富者亦复不少，大约斗筲龌龊，目不识丁，收息细民，献勤当事。一二荐绅与之缔姻娅，通寒暄，益傲然自得。使吾郡狂澜一变而不可挽回，谁任其咎哉？” 地方志中相关的记载更是比比皆是。如苏州地区，“婚丧过侈，至有须产嫁女，贷金葬亲者”； 常熟县，“嫁娶丧葬，任情而逾礼，有如吴郡朱氏之所讥者。其间有一二好礼之士，冠婚遵用古仪以矫俗，而卒不能变”。 杭州一带，“婚娶颇多论财，近年有士大夫嫁娶者穷极靡丽，与嘉、湖敝俗相征逐。士论皆以为非，此尤失礼之甚者。” 湖州乌程，“至婚姻论财，虽士大夫不免，此甚恶薄。”(11) 嘉兴地区，“里俗嫁娶，务以华靡相高，有为子聘妇、为女治奁而鬻产者所不惜也”；(12) 秀水县，“近世俗家论财，聘索采，娶索奁，甚或以此生勃谿者，君子夷之。”(13) 　　“婚以富贵相高而左旧族”现象的大量出现，足以说明联姻须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已遭到猛烈冲击，择婿嫁女的标准在震荡中发生了深刻变化。陈寅恪先生在论及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文化时指出，门阀士族维系其社会地位的两项主要手段是婚与宦。这一状况在宋代已出现一定变化，因而郑樵有“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之语。(14) 但这并不意味门第观念的消逝，宋人同样重视门第，只是衡量门第的标准由血缘转化为业缘。尽管宋人也有婚姻论财的现象，但在颇为完善的科举制度下，贫贱下士完全可以通过“不问家世”的取士来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 因此宋人结亲尤注重对方的政治前途及其现实的社会地位，而非血缘门第的高贵。“榜下择婿”之风盛极一时，即为典型的例证。(15) 直至明代中晚期，金钱才在婚姻关系中充分显示其空前的魅力，联姻之“流品”才真正达到“混淆之极”的程度。拜金之风固然有其诸多负面因素， 金钱至尊猛烈冲击等级隔绝的同时也会引发其他一系列的社会弊病。然而，不能不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惟有打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等级森严的鸿沟、壁垒，人们才可能向生而平等的近代社会迈进，惟有摆脱以等级礼制为核心的传统婚姻制度的桎梏，人们才可能去追求男女间的自由结合和真挚情爱。从这层意思上说，婚姻中出现的“淆乱”，所折射出的实为社会架构及其规范的变迁，其意义不可等闲视之。事实上，在婚姻论财的同时，以才择婿的事例也时见记载，万历时人顾起元所述“吴公择婿”的故事，即为典型的一例：武进入周金出身低微，却因才华出众，在尚无功名之时即得达官赏识，择为女婿。(16) 毫无疑问，此类事例，包括小说、戏剧中大家闺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