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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性”重构的主题初探 　　摘要：“国民性”的主题从出场就满载着批判和否定色彩，但同时也充满了民族精神的启蒙自省和建构。因此，“国民性”的重构主题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延伸。本文仅就现代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三位代表作家展开讨论，针对“国民性”重构这一主题在新文学不同时期的衍变进行简要梳理。 　　关键词：国民性；国民性重构；鲁迅；沈从文；赵树理 　　中图分类号：I041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22-01 　　 　　“国民性”是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避不开的主题。自新文化运动发起后，它便作为民族精神启蒙自省与建构的核心贯穿于整个现代文学的始终。“国民性”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基于西方文明的立场上审视中国民族性格时提出的，后来被梁启超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纳入进来。新文化运动伊始，鲁迅高举着国民性批判的旗号狂奔猛进，对他深爱的国人进行了最深沉的反思和最猛烈的批判。自鲁迅以来，“国民性”便成了一个带有否定和批判色彩的专用名词，对民族心理文化的批判性文学想象传统也由此而始。 　　现代文学创作中国民性批判主题的提出不仅仅限于指出国民性格中的各种缺陷，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更重要的是要在批判的基础上提出国民性重构的方案并可用于实践，通过国民性改造与建构实现国民性格的现代性完善进而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鲁迅提出国民性批判主题后，也注意寻找建构新国民性的途径。他提出“立人”的思想，想把“沙聚之邦”改造为“人国”：只有健全的人性，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愚弱的状况，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鲁迅提出的“立人”的设想，采用“以反为正”的策略来建构国民性，即在小说中极力揭露国民性格中的奴性和群体自大等弱点，引导人们纠正，转向弱点的反面从而达到建构完善国民性的愿望。也正因为鲁迅重构国民性的努力通过国民性批判来引导，所以学习继承鲁迅的众多作家也只学到了深刻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本领。这种深刻有时近乎刻薄和残忍，但也确实引起了“疗救的注意”，如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展示的东北农村农民生活的麻木愚昧，钱钟书的《围城》刻画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群丑之象，都在国民中引发强烈的反响。 　　然而，大多数作家对国民性的关切也就止步于此，他们虽然大声呼号并且毫不保留地痛批弱国民性，继而提出改造与重建国民性的要求，但是，建设什么样的新国民性，以及如何来进行建设，却很少有人能提出有建设性的方案。 　　国民性是一国人民长期积淀下来的民族特质，它必然存在优良的传统和恶劣的糟粕。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人“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以及勤劳耐苦善良真诚等等美好品质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所缺乏的，也是新国民性建构的重要资源。另一方面，沈从文在对现代文明的理解反思中不可避免地看到优秀传统难以支撑起国民性重建的重任：它在现代经济文明的入侵下正趋于瓦解。而都市“阉寺性”也使得沈从文对现代文明承担起国民性重构的重任的能力产生质疑。他意识到当下国民性重建的困难，因而将这些希望寄托于未来。这种寄望正如《边城》里象征民族文化性格的白塔的坍塌与重建那样：新的国民性重建一定能够完成。沈从文的重建设想在他作小说时代无法完成，但是到了赵树理时代，由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使得沈从文的国民性建构理想获得了某种意义的救赎。 　　赵树理作为1940年代解放区新生的作家，一方面接受现代文化的影响，建立了现代视野，敏锐地发现并批判农民身上的国民劣根性，另一方面始终坚持农民作家的立场，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愿望以及审美意识，展示他们在逐步打破封建枷锁的过程中焕发出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新的道德风貌。同时将这种崭新风貌与现代文明的精华相结合，完成新国民性的建构。具体而言，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新社会，引入西方现代文明的精华如启蒙意识，法律观念等等作为新思想灌输给了广大农民，促使他们思想的巨变，清除封建思想的毒害；同时，又向传统中保留借鉴有益的成分注入到现代新国民性的框架内。 　　事实上，赵树理式的国民性建构实践就是对鲁迅和沈从文建构思想的借鉴吸收。不同的是，鲁迅和沈从文因社会环境的不允许而各自放弃了建构的完整框架。鲁迅激烈的批判态度使其呈现出放弃传统的表象，沈从文则是回归田园寄望未来而表现出对现实建构的某种逃避。到了赵树理的时代，因为解放区现代新民主政治和文化的建设成功推行，其批判与建构国民性的努力也得以顺利展开和实现。从这个角度上讲，赵树理小说中无论是老农民还是新一代农民，在故事结尾处必然表现出国民性得到完善的内容，从而表现新社会下人民新生的动人的活力和生机。沈从文从1930年代寄希望于未来的愿望在赵树理这里得到完成。然而，赵树理构建的新国民性也有其劣根性：虽然吸取了现代文明的精华，但是农民立场的角度却使其极力排斥代表现代文明的都市文化，并在共和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