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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该怎样活着 　　摘 要: 在19世纪的20至50年代的俄国文坛和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曾出现过一批独特的“多余人”形象。本文以罗亭和曾文清为例,通过对他们的形象进行比较分析,以发现相似的社会历史背景,独特的民族性格,以及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在他们身上打下的相似或相异的烙印,以及它是如何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并探究他们对当下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多余人” 罗亭 曾文清 共性个性 差异 　　 　　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文坛上出现了一批独特的人物形象,即俄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多余人”,代表人物有奥涅金、罗亭、毕巧林、奥勃洛摩夫等。但“多余人”形象并非俄国文学史上特有的文学现象。相隔一个世纪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出现了一系列可以称为“多余人”的知识分子形象,如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鲁迅笔下的“孤独者”,以及曹禺笔下的曾文清、江泰,等等。 　　可以肯定,中俄文学史上的“多余人”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在人物性格、命运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而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相似毕竟是有限的,两者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决定了中俄两国文学史上的“多余人”形象之间也必将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 　　本文从罗亭和曾文清这两个具体的“多余人”形象来比较分析他们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罗亭是19世纪中叶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中的主人公,曾文清是曹禺1940年出版的《北京人》里的主人公。因为罗亭是“多余人”上升状态下的代表人物,而曾文清却是“多余人”退化状态下的典型形象,所以两者的可比性很强。 　　一、罗亭与曾文清的共性 　　首先,所处的历史背景类似,都是处在社会急剧转折,新旧时代交替,社会思潮激烈动荡时期。19世纪是俄国历史上政治空前黑暗的时期,同时又是人民解放运动再仆再起的繁盛时期。俄国实行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当时正是贵族阶级趋向没落,农奴制的崩溃已不可挽回的时代;而中国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抗日运动如火如荼,此时封建士大夫阶级渐趋向没落。 　　其次,文化背景、文化传统方面相似。罗、曾二者同为知识分子,都要背负社会责任。知识分子必须在社会上“做些事情”,对国家文化尽责,这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孔子的仁学结构就是把历史重任化为个性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义务;而在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理想与追求也是他们一贯的传统。 　　因此,这种相似的社会基础、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就造成了罗亭与曾文清在性格、命运和爱情等方面的相似。 　　个人修养方面。首先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品格高尚,有良好的教养和出众的才智;其次都具有自我反省的精神,这与文化背景有关系。中国的文化精神长于主观内省,长于道德自我完善,但缺乏果敢决绝、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而俄罗斯的文化也是自我反省的一种文化。罗亭在给娜塔莉娅的信中,在对列日涅夫的叙述中,都对自己的惰性和缺乏毅力等缺点有着清醒的认识,而曾文清也自知自己的无用,两者都对此有所反省和忏悔。 　　性格方面。两者虽对社会、对己所处的现状不满,也有反抗意识,但性格充满矛盾,犹豫不决,意志软弱,欠缺毅力,因此导致缺乏行动力,也无力承担责任。精神上同样的孤独、苦闷、消沉,并倍感失落。例如罗亭因为性格软弱,虽然与娜塔莉娅相爱,但是一听到娜塔莉娅的母亲表示反对,就立即表示只能屈服,只是哀叹命运的不公,更想不到去努力争取,甚至当娜塔莉娅说要与他私奔时,因不敢承担责任而没有答应,终于导致了其爱情的失意。曾文清性格则可称之为懦弱,既不敢反抗封建包办婚姻,又不敢反抗妻子的蛮横,并且“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 　　爱情婚姻上同样的失意不幸。罗亭虽然爱娜塔莉娅,但却无法达成所愿,而曾文清由于家庭包办婚姻不能和自己所爱的姨表妹愫方结婚,因此而痛苦、消沉。 　　命运方面。两者都处在一种“错位”的人生中,同样的生不逢时。曾文清要是生活在封建文化和封建士大夫鼎盛时期,凭他的才气,在科举时代必有一番作为,同样,罗亭的不幸正在于他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人”,当时的社会现状无法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在生活上都不能自立,必须依赖别人生活,罗亭是贵族家中的“食客”,曾文清是啃老的“耗子”。他们都不了解现实,与现实脱节,因而无法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曾文清正如陈平原所说:“长期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使知书识礼、能诗善画的中国的‘多余的人’与现实人生隔开,沉醉在一种虚无缥缈的‘高雅’之中,缺乏起码的拼搏精神与生存能力,一旦被急剧转换的离心力抛离生活轨道,就再也无法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1](P216)列日涅夫也说过:“罗亭的不幸在于他不了解俄罗斯。”[2](P263)不过他们虽无力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现,但毕竟曾尝试行动过,如曾文清毕竟鼓起勇气出走过,虽然最后还是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