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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历史的底色中显影 　　在我们的话语体系中,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毫无疑问地铺陈着红的底色。 　　正因为如此,从1949年开始,我们便通过大量的影视剧作品反反复复地讲述着红色的故事。从《翠岗红旗》《红旗谱》《红色娘子军》《红日》《烈火中永生》《闪闪的红星》《今夜星光灿烂》《祁连山的回声》《开国大典》《大决战》《太行山上》《八月一日》《夜袭》《建国大业》等红色影片,到《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亮剑》《八路军》《历史的天空》《人间正道是沧桑》《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红色电视剧,无一不在历史的底色中浮现着革命与战争,显影着血与火。在我们的影像记忆里,红是一代革命者和先烈的名字,也是共和国国旗的颜色。 　　 　　 　　红色影像构筑的国家历史:从历史的人到人的历史 　　 　　这是由信仰书写的无数个人的命运,更是由影像构筑的一个国家的历史。有关爱与恨、生与死、肉体与精神。这些故事曾经感人肺腑,现在仍然令人遐思。故事的主角已经远去,但共和国的历史还在红色的往事中寻找那种须臾不可或缺的灵魂,也就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会始终渴望的那种执着,那种义无反顾的激情和百折不回的理想主义。 　　影像是历史的症候,历史在影像中凝聚。从历史的人到人的历史,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红色题材影视剧,已然走过了60年,经历过巨大的话语转型。迄今为止,我们非常清楚,任何个人,都是独特的、复杂的、多维的生命复合体,不再是抽象的符号,更不是历史的人质。人在历史的底色中显影,多了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反而更加神采飞扬、感天动地。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我们无法重建这种历史的底色;面对主动或被动的集体失忆,故事讲述者更是无能为力。但在庄严肃穆的大殿中把人从历史的捆绑状态下解救出来,无论如何也是值得期待的事情。 　　《潜伏》《人间正道是沧桑》和《我的兄弟叫顺溜》等都是在各地卫视或中央电视台播出并拥有较高收视率和较好舆论口碑的红色题材电视剧,也都是在历史的底色中不约而同地通过影像显影着人的历史。 　　从整体的历史观来看,这些电视剧均站在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尽显主流话语的主导动机,因此可以被当作别一种更有趣味的中国革命史的影像教科书,在满足观众的历史认知方面,这些电视剧无疑具有不可多得的价值和意义;而从具体的叙事脉络和人物形象进行分析,这些电视剧则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突破了此前影视剧因过度受制于主流话语而产生的简单化、扁平化态势,走向了一种更加复杂、丰富和多元的人文景观;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批电视剧还通过一些颇具票房号召力的影视明星,将此前已经被程式化甚至口号化的国家理念和政党意识,表述为一种更能为一般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所接受的精神价值,亦即对执着的信仰、生命的激情和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想象和向往。 　　在这方面,《人间正道是沧桑》可谓集大成。该剧以令人感佩的精神气魄,以极具历史质感与厚重情怀的情节和声画,通过最具民族特色与观众认同的家国叙事,在纵横捭阖的历史时空与令人唏嘘的人物命运中,在加重历史底色的同时还原了人的历史。红色题材影视剧的历史穿透力及其彰显的人性力量,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家国叙事中的民族韵致 　　 　　中国历史本来就是家国叙事。中国电影也在一以贯之的家国叙事中流露民族电影的韵致,抵达中国观众的内心。从20世纪30年代的《渔光曲》《马路天使》,到40年代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电影中的国破与家亡便联系在一起。1949年以来,我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电影分别在以国为家的政治话语、以家为国的道德关怀与无家无国的漂泊意识中体会共同的历史文化与家国梦想。这种内在的身份认同与归根主题已经浸透在迄今为止大多数国产影视剧之中,包括当下的红色题材影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正是以50集、近35个小时的播出长度,将这种曲折隐幽而又大爱无言的家国叙事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在拍摄手法、演员表演以及叙事节奏、作品主旨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但该电视剧已经具有一种令人期待的史诗气质。 　　实际上,通过杨家一家及其相关人物从1925年到1949年的沧桑,《人间正道是沧桑》所要表现的正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巨大变迁。值得欣慰的是,尽管坚守了内地的主流历史观,但电视剧没有太多照搬历史教科书或官方历史的编年,也没有采取纯粹虚构的讲述方式,而是选择了一个既不过于宏大也不太显琐细的故事框架,在时代的横断面和历史的纵切面相互交汇的区域,以杨家一家及其相关人物的命运为主线,展开了迄今为止最全面也最立体的家国叙事。在此过程中,国共两党从分到合、从合到分的宏大历史与杨家兄妹各人殊途、分分合合的家庭关系形成颇有意味的同构。在这里,无论以国为家,还是以家为国,剧中人物都在各自的选择中寻找着并坚持着,以自己的执着、激情与理想,为家付出,为国奉献。 　　除了杨立仁、董建昌、范希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