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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视野下边关要塞古村镇保护模式研究 ——以山西右玉县右卫镇为例 段友文 张 鑫 摘要：山西边关要塞古村镇地处农耕与游牧文化交错地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军城到治城的发展，积聚了多元、多样的文化资源。伴随着村镇功能的演变，右卫镇逐渐衍生出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既包括传统的军事、民族、宗教等文化，又蕴含现代的绿色资源。因此在多元文化视野下探讨右卫镇的保护，应实践传统文化与绿色资源相互结合的多维、立体保护模式，一方面增强绿色资源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打造传统文化的绿色环境，这样才能实现边关要塞型古村镇的合理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右卫镇；多元文化；传统文化；绿色资源；保护模式 自古以来，山西北部及西北地区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汉族历代王朝都在此屯驻重兵、修建长城、储粮备边，用以抵御异族入侵，守卫京畿。战争催发了不同族群之间文化的交往，该地区也是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碰撞交融的文化区域，独特的地理生态孕育了大量的边关要塞型古村镇。如今，纵然战火逝去，但几经盛衰兴败，当年气势恢宏的防御性聚落，或以静静的姿态默默讲述战火纷飞的时代，或以浓厚的塞外之音传唱繁荣昌盛的岁月。这些古村镇与长城、烽堠等军事设施相互呼应，形成了古代封闭的层级防御体系。位于山西朔州市右玉县的右卫镇就是边关要塞古村镇的典型代表，2009年，右卫镇以其丰富的边关古堡和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色，被列入第三批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的名录中。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单纯为边防而建的军堡、城墙等物质遗产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窘境，又因地势偏远、交通不便，右卫镇的保护利用没有做到从该地物质遗存和文化资源的实际出发进行设计，而是直接借用其他古村镇的保护模式，难免使之蹈入雷同的境地。那么，如何在右卫古镇保护利用过程中，既使之重现昔日辉煌，又能够彰显其独特性，探索一条古村镇可持续发展的可靠路径，为同类古村镇的保护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选择右卫镇为调查点，通过追寻其形成、演变的历程，挖掘并整合右卫镇的多元文化，进而针对性地提出传统文化与绿色资源相结合的多维保护模式。 一、从军城到治城：右卫镇的历史演变 右卫镇雄踞雁北高原西北部，是晋蒙两省交界的咽喉要地，平面图略似一片树叶。就其地理位置而言，境内地势险要，北依长城，东西两面以山脉、河流护卫，围成坚固的铁桶形状，体现出边关要塞的军事防卫特征。纵观右卫镇的历史，其形成、演变较为复杂，战国以前，这里分布有熏鬻、鬼方、土方、戎狄等部落。秦汉时期，汉王朝为击退匈奴的侵扰，开始行政建制，筑长城，设善无县。魏晋至隋唐，鲜卑、羯、氐、姜、突厥等民族开始在这一区域活动，中央于天宝年间在善无古城北部置静边军。随着蒙汉战争的升级，明廷在当地设卫筑屯、修边建堡，右卫的军事功能得到强化，防御性聚落快速发展起来。清代，全国走向统一，雍正三年(1725)升卫为县，置朔平府，该地的军事色彩逐渐淡去，边地贸易的发展刺激着镇城经济功能的发生，逐步转变为商贸重镇。建国以后，为了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右卫镇在漫长的绿化过程中形成了生态职能，古老的军事商贸城镇开始有了新的发展目标，由曾经的军城逐渐演变为治城。 （一）战争助推：明清边墙修筑与军镇的构建 右卫镇作为一座军事城镇，其形成与明蒙战争、康熙西征有密切关系。明初，元朝蒙古政权被推翻后，残余势力退居草原，但仍威胁中原地区。史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一世，边防甚重。”为肃清残元势力，明廷采取主动进攻的军事策略，在蒙汉边界建镇城、设卫所、筑边堡、屯重兵。“右卫云朔尤称边垣要壤，内则与雁门、宁武、偏关臂指联络，以拱卫畿辅，外则归化，迤北障塞崇闳，背亘青山，腋绕黄河，平沙旷野，直抵榆林、甘凉，驿邮、戍堠交错于牙帐之间。”右卫与蒙古仅以长城相隔，因其特殊的军事地理位置，担负拱卫京师的职能。因此，“洪武二十五年于初设定边卫，筑城未几卫省，永乐七年复设大同右卫筑完。”右卫成为山西北部边防体系中的重要节点。 正统年间，明蒙双方的势力有所变化，蒙古骑兵逐渐南移，明朝调整战略部署，由进攻转为防守。正统十四年（1449），明廷将玉林并入大同右卫，即右玉林卫，其中以“黑嘴子等口为最冲，边外大松树、旧玉林一带，即土酋驻牧。本城孤悬西北，向来寇骑突犯，辄当其冲”，蒙汉以右玉林卫为分界，该地的军事地位愈加重要。到嘉靖三十六年（1557），蒙人以俺答封贡事件中的经济摩擦为借口，启用重兵向右卫发动军事总攻，围困该地半年之久，史称“右卫保卫战”，《明实录》有载：“虏自去年九月入犯边分，留部众于右卫四周。三五为队，阻关行旅。比松松寨来降，又闻参将尚表运饷入城，乃移大营内收。俺答驻右卫城西南，黄台吉驻东南，脱脱驻西北，各去城三舍许。由是内外断绝，斗粟束刍不能复进城。而城中亦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