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易》学与「新道论」形上学之重构.PDFVIP

《易道會通 》/2014.04 清代乾嘉 《易》學與 「新道論 」形上學之重構  孫邦金 【摘要】 基於由《易傳》與《太極圖說》而形成的本體論之不同，宋明儒學大凡可 以分為氣本論、理本論和心本論三系。到了清儒尤其乾嘉諸儒那裡，則通過重 新闡釋《易傳》“易有太極”以及《中庸》中的道體論述，結合氣論以“道” 代“理”，提出了一套能夠兼賅融攝理、氣的道本論體系——乾嘉“新道論” 哲學。本文以王夫之、惠棟、戴震、焦循等人的易學思想為主線，來辨明清儒 是如何通過恢復易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彌綸天地”之道論傳統，將朱 子學中“理一分殊”的本體論命題轉換成“道一理殊”之命題的。清儒解構 “天理”，重構“道論”意義重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乾嘉道德形 上學重構和智識主義興起的思想轉型運動消除了泛道德主義的束縛，為新理欲 觀的形成開闢了道路；二是針對宋儒理欲之辨的僵化保守及其流弊，惠棟、戴 震等人先後提出的“理字之義，兼兩之謂也”、“理存乎欲”等命題，不僅體 現了達情遂欲的時代主題，更詮釋接續了“繼善成性”、“贊育天地”、生生 不已的大易精神。 關鍵詞 ：乾嘉易學、道論 、理一分殊 、道一理殊 、理存乎欲 本文係2012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專案“清代中期儒學傳統的自我轉化與突破研 究”（12YJC720028 ）與國家社科基金專案“清代中期儒學的轉型與流變”（12CZX031 ）的 階段研究成果。  溫州大學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浙江溫州，325035 227 清代乾嘉 《易》學與 「新道論 」形上學之重構/孫邦金 引言 問題之緣起 在易學發展的歷史上，清代易學居於漢唐易學與宋明易學之後，以其對漢 代易學的輯佚、整理和闡發方面的沉潛努力而獨樹一幟，蔚為大宗。清初王夫 之《周易外傳》、黃宗羲《易學象數論》、黃宗炎《圖書辨惑》、毛奇齡《圖書原 舛編》、胡渭《易圖明辨》、胡煦《周易函書》等著作前赴後繼地批駁宋明易學 的圖書之學，將矛頭指向朱子易學的圖書詮釋。毛奇齡有針對性地詰問道，“人 敢於議《易》，而不必不敢議《圖說》，敢於改聖言、變聖言、侮聖人之言，而 1 必不敢言儒者之言之非，不亦悲乎？”如果說清儒一掃宋明易學的圖書之學中 悖經虛妄之處，還是一種破而不立的話，那麼到了乾嘉時期，清儒開始群體性 地致力於通過恢復漢代易學來顯示自身的易學主張，表明清學開始擁有了自己 的易學範式。乾嘉學術有時亦稱之為乾嘉漢學，要以惠棟的《易漢學》為標誌 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乾嘉諸儒治經多是以漢代易學研究為先導和主 幹而言的。 在乾嘉諸儒的潛意識之中，誰能夠厘清儒家經典文本的真實原貌，誰才有 資格解釋經典並真正繼承儒家道統這一文化精神之至高點，義理發揮則退到次 2 要位置。此即謂“由字以通其詞，以詞以通其道，” “訓詁明而後義理明”的 乾嘉治學範式。乾嘉諸儒治易雖然成績斐然，多能夠推陳出新，超逸前代，但 不可否認其大都屬於具體的形下規則與客觀知識之抽繹，而對於義理之發揮則 表現得興趣不高。在諸如易道、易理、易義等形而上層面上有無建構起一套系 統的哲學理論尤其是價值理論為各類研究指示方向，則一直令人疑問。試想一 下，稍有文化自覺的清儒如果面對此論，情何以堪？可是他們近似偏執地“以 不議為議，且雖議而仍歸於不議者也”（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在學術研究 過程中似乎不約而同地主張實事求是而懸置了宋明儒學最為擅長的形上學。僅 就乾嘉易學而言，自引領開風的惠棟開始，其尊經泥古立場以及食古不化的毛 病都有了至為明顯的表現。他激烈批評“宋儒經學不惟不及漢，且不及唐，以 其臆說居多而不好古也，”如若在漢唐、宋明易學之間做一個選擇，惠棟毫無 疑問是“若經學，則斷推兩漢”！3 1 毛奇齡：《太極圖說遺議》，載《毛奇齡易著四種》，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14 。 2 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載《戴震全書》第六冊，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