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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诗题散文化抒写策略 　　苏轼诗喜用长题，有些题目或题记长达数十甚至一百多字，这在历代诗歌中是种特异现象。诗题为一诗的主脑，全篇的提要，诗人都以简洁为贵，而苏轼一反传统的格局，在诗题这个方寸之地戛戛独造，犹如在小园里广植参天大树，在船头上驰骋狂野骏马。对此，人们总会归结到苏诗散文化倾向的因素。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比较笼统；准确地说，应该是微型散文闯入诗题的抒写变格 纵观古代诗歌，上古诗无题或短题，短者如“古意”、“失题”、“闷”、“雷”、“火”、“无题”、“情诗”之类，而咏物诗常有一字一题。诗题与诗一样，力求精炼雅洁，至魏晋始才渐有长题之风气。陶潜诗有十多字的题目，谢灵运诗有二十多字的题目，如《登临海峤初发疆中作，与从弟惠连可见，羊何其和之四首》等。诗的长题明显出于唐代，最突出的是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白长题如五古《张相公出镇荆州，寻除太子詹事。余流夜郎，与张相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王昔使车寄罗衣二事，及五月五日赠余诗，余答以此诗》，四十字的诗而题目长五十六字。杜甫长题如五律《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存诸焚香瓷瓯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数峰?翎?婵娟，宛有尘外致。乃不知兴之所之，而作是诗》，题长六十七字。白居易一首七律《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因望月有感，聊书数怀，寄上浮梁大兄、於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弟妹》，题长五十字。自唐至宋，苏轼继承了长题传统，他很多诗题常有五六十字之多。七绝二首《子由将赴南都……》题长九十五字，最长一首七律竟有一百零二字：《昔在九江，与苏伯固唱和，其略曰：“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横江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盖实梦也。昨日又梦伯固手持乳香婴儿示余，觉而思之，盖南华赐物也，岂复与伯固相见于此耶！今得来书，知已在南华相待数日矣。感叹不已，故先寄此诗》。宋代诗人中除黄庭坚、陆游偶作长题外，此后诗人的诗题很少有类似情况。但在清末民初又出现长题情况，最突出的是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的陈曾寿。他的《苍虬阁诗集》中百字以上的长题有四五首，最长一首为一百四十六字，系记述辛未年（1931）末至旅顺蒙溥仪关心生活之事，这已是一篇短散文的格局了 诗出现长题的原因，首先应该从诗歌创作规律中探求。近体诗有字数限制，歌行类古风长短不限，但总的来说，字数的约束是诗精粹性的一个起码要求。在有限的篇幅内产生无限的意味，才是诗的本质特征。昔人论五言律诗：“如聚四十贤人，更著一屠沽不得。”诗人好比主人，只能“宴请”贤人，不能掺入粗俗之辈。刘熙载认为，“诗要避俗，更要避熟。剥去数层方下笔，庶不堕熟字界里。”诗人在写诗时，常有一些影响抒情性和精炼要求的字句纷至沓来，如有关诗的背景材料，包括叙述性、介绍性、注释性的内容。它们虽然有一定作用，不是“粗俗之辈”，但放在诗中总难免成为累赘，应该“剥去数层”。而“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砍尽枝蔓，实在不能割舍的，可以把它们另列于诗句之外，放在不受“编制”限制的题目中 其次，应从诗的发展趋势和诗人的写诗习惯来研究。古诗常有议论入诗的倾向，而杜甫擅长此道；宋人学杜，又力图蹊径独辟，逐步滑入以“以文字?槭?，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斜道。苏轼高才俊迈，散文擅唐宋八大家之名，才学如水银泻地，肆意汪洋，所以诗中的散文化倾向特别明显。他不仅把诗散文化，而且把诗题也当作洋洋洒洒的散文去自由抒写。其好处是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诗的认知和审美空间，弊端是削弱了诗的简洁凝练，甚至题对于诗已呈喧宾夺主之态势 苏诗长题的抒写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 点明诗之本事。诗反映作者亲身经历的真实情况，便于读者了解人物和事件的背景。《子由在筠作《东轩记》，或戏之为东轩长老。其婿曹焕往筠，余作一绝句送曹以戏子由。曹过庐山，示以圆通慎长老，慎欣然亦作一绝。送客出门归，入室趺坐化去。子由闻之，仍作二绝，一以答余，一以答慎。明年，余过圆通，始得其诗，乃追次慎韵》（九十四字）其诗云：“君到高安几日回？一时斗（抖）擞旧尘埃。赠君一笼牢收取，盛取东轩长老来。”为了方便读诗，诗题中叙述了多项内容：四人之间诗的赠答来往，以及慎长老神秘坐化，主要事件应作交代；高安即江西筠阳镇，唐时改为高安县；东轩长老是对子由的戏称。有了这些情况介绍，就有利了解事情的本末和诗人的情感。当然，有些本末还不能全部索解，需要其他材料的佐证 又如古风《兴隆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清虚堂。定国出数诗皆佳，而五言尤奇。子由又言，昔与孙巨源同过定国，感念存没，悲叹久之。夜归稍醒，各赋一篇，明日朝中以示定国也》（七十三字）。诗曰： 天风淅淅飞玉沙，诏恩归沐休早衙。遥知清虚堂里雪，正似?U?N林中花。出门自笑无所诣，呼酒持劝惟君家。踏冰?R竞战疲马，扣门剥啄惊寒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