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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一种文化政治行为 　　摘要：美国学者勒弗菲尔的认为翻译是一种受操纵的行为。从翻译作为工具的政治性和翻译主体的政治性两个方面进行考查，可以看出翻译在特定文化日程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政治行为 关键词：描写性方法；勒弗菲尔；工具；译者；文化政治行为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22-0069-02 一、引言 翻译研究至今，翻译理论研究也出现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许多学者摈弃了过去语言学派主导的对翻译内容本身是否忠实于原文、译文孰优孰劣的分析，转而将翻译这种不确定现象及翻译实践放置在译者本身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进行研究，从语言学、文学、跨文化等不同角度多方位探讨“在文本的选择和翻译中，译者担当着何种角色；编者、出版社或赞助人又充当着什么角色，译作是如何被译入语体系接受的”等等问题。（Bassnett：2002：123）“文化转向”领军人物勒弗菲尔（Lefevere）将翻译行为放置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研究，把翻译纳入译入语文学研究的范畴，认为翻译属于“文学评论、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编篡文集”等众多文学改写形式中的一种。（倪秀华，2005：116）在他看来，文学翻译和出版等文学手段都是一种受操纵的改写形式。翻译行为一方面受到“来自文学系统内部，包括由文学评论家、教师、译者在内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的操控；另一方面受到来自系统外部的赞助人（patronage）操控，所谓赞助人即促使或阻碍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势力（人或机构），如个人势力、宗教集团、政治团体、社会阶级、皇家宫廷、出版社、传媒机构等等”（梁志坚，2006：33）。由于“赞助人”“通常对文学所表达的意识形态要比对文学所表达的诗学更为感兴趣，因此翻译成了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原文、建设译入语文化的一种文学手段，因而被视作一种文化发展的策略。”（郭建中，1996：160）通过考查翻译作为工具的政治性和翻译主体（译者）的政治性两个方面，可以看出在特定文化日程下的翻译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政治行为 二、翻译作为工具的政治性 翻译是一种技术，或者说是一种技术性的工具。也就是说，对于翻译主体来说，翻译是一种技术或技能，而对于利用翻译主体达到某种目的的政府、组织和个人而言，翻译则是一种工具。翻译的工具性作用与国家的政策、组织的宗旨和个人的企图紧密相关。翻译行为的赞助人通过操控翻译改写达到自身政治目的。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赞助人通过资助、限制、出版规定等方式或手段限制和影响翻译行为。宗教典籍的翻译因为与一国的统治者、政府及其意识形态关系密切，因而与政治的关系最自然，也最直接。在西方，早期圣经翻译历来遭到统治阶层的各种阻力。罗马天主教教廷只允许拉丁文圣经的存在，私自翻译和诠释圣经是不被容许的。16世纪著名的基督教学者和宗教改革先驱威廉William Tyndale）曾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英文，后被天主教判以异端的罪名绞死。17世纪英王詹姆士一世继位之初即下令对圣经进行翻译，并对译事亲自订立章程，其中包括：（1）必须以主教圣经作翻译的基础。（2）译本不加批注，唯在解释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字义的时候才使用。该译本被称为钦定圣经。圣经翻译的历史见证了政治的干预、译者的命运与妥协。我国历史上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佛经翻译同样受到了统治阶层特别是许多封建皇帝的支持甚至操纵。例如前秦王符坚大力支持道安译经，唐太宗、唐高宗支持玄奘译经。有些皇帝并非出于自身的佛教信仰，而是借助佛教思想麻痹老百姓的意志，获得民心、巩固统治，因而支持译经活动，资助佛经翻译家广建译场。皇帝们虽然表面上对僧侣翻译家礼遇有加，但其关系实质确是利用与被利用，僧侣们为了完成译经事业而不得不做出妥协让步、与皇帝艰难周旋。（宋道发，2003） 三、翻译主体的政治性 无论译者主观愿望如何，其翻译活动总是产生于一定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中的。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会对其翻译行为产生极大影响。何谓主流意识形态？勒弗维尔将其视作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种集合思维模式，意识形态不仅仅影响人们的政治生活，也会在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中凸显操控。（Bassnett，2002）与翻译活动的赞助人更关注作品本身蕴含的意识形态特征不同，翻译主体在作出翻译选择时更关注主流诗学（Poetics）。但在很多时候，主流诗学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与主流意识形态是一致的。翻译主体（译者）自身的所受主流诗学影响来自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契合与否决定了译者的作品能被接受与否。因而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定、翻译策略的确定中都能看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子。纵观近代以来的翻译史会发现，译者的翻译选择与其在政治上的追求是一致的，译者在做出翻译选择时往往受到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