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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漆器及其文化内蕴 　　漆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上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漆器发展历经商周时期直至明清，甚至到近现代依然可见漆器的身姿，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中，中国的漆器制作工艺不断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作为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创作，漆器不仅是我国古代化学工艺和工艺美术上的重要发明，其不同时期的特点更是体现着鲜明的社会文化与生活等因素。对出土漆器的研究则为掌握古代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制度特点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汉代是髹漆工艺发展的鼎盛时期，其考古发掘的漆器数量颇多，从这一时期漆器的器类、器形、纹样、装饰等方面得以一览被浓缩在其中的汉代社会特点。 　　 　　汉代之前的漆器状况 　　 　　考古发现证实，最早的漆器发现于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如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原始漆器，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三文化层的漆木碗；商周时代发现得更多，如安阳商代帝王陵墓内，河北藁城商代遗址等均发现过漆器的残痕和漆器；春秋晚期楚国的漆器更为发达，仅长沙浏阳桥M1中就出土了49件；战国时期，漆器制造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兴盛起来，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的使用开始逐渐衰落，相比于青铜器具有轻巧、耐酸、耐腐，极易装饰花纹，又具有鲜艳光泽，同时原料来源也较为广泛的漆器则受到青睐。 　　战国早期至中期漆器的木胎厚重，有的是在精工雕刻的木器上加以绚丽的彩漆，故很多漆器又是雕刻工艺品。中期以后漆器的胎骨向轻巧方面发展，这时的胎有纯木的，也有用皮做的，有的在木胎上加用编织物，还出现了夹?胎。到了战国末期漆器的制造更趋向华丽和牢固，如漆器的耳、钮、足用金属制成，同时为了加固器身，在漆器的口沿或底部镶套铜箍、银箍，即铜扣、银扣，在个别的漆器上还出现了金箔贴花。 　　从各地考古出土的漆器来看，从器类、器形到图案、纹样，都各具特色。黄河中下游为箱、鉴、壶、豆、盒。彩绘多为云雷纹、回纹、蟠螭纹、窃曲纹。江汉、江淮地区多为家具、座屏、乐器架子、兵器附件、?床、镇墓兽等。蛇和鹿的形象在楚国漆器造型与器表纹饰汇总最为常见。湖北、四川境内战国晚期秦墓中出土的漆器多为日用品，薄木胎较多，常见烙印戳记和针刻文字，器表图案多为几何纹、云纹和花鸟、鱼纹。另外，战国漆器上有的还有针刻或烙印的文字，这些文字为研究当时漆器制作的时间、地点和作坊组织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漆器制造上体现出来的这一系列变化与进步，表明了战国时期手工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诸多发展状况。商周时期盛行的青铜器一度被看作是贵族和上层人士的身份象征之一，到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由于铁器的推广以及使用，使得铜器的使用逐渐减少，漆器则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制作精美的漆器也逐渐成为上层社会喜爱的物品，到了汉代漆器的使用范围更大，制作技术也更加成熟，体现出当时社会的发展与变化。 　　 　　汉代的漆器 　　 　　汉代漆器进一步取代了青铜器，成为贵族富家的日常生活用具。有些精致的漆器，其价格远远高于一般铜器。在漆器制作上，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创新。器类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具，器形有鼎、壶、钫、盒、卮、?F、盆、奁、案、耳杯、屏风、几等，其中最多见的是耳杯、盒、盆、奁等。还有些少见的漆器，如六博棋盘、漆虎子、漆面罩、漆纱帽等。胎质主要有夹?胎、木胎，也有少数竹胎。纹样的特点是细致而流畅。西汉时最常见的图案有龙凤纹、草叶纹、花瓣纹、云气几何纹、动物纹、旋涡纹以及卷云纹间以鸟兽纹，线条一般都勾连交错。东汉时最常见的图案有菱形纹、流云纹以及怪兽、羽人、猛虎等；此外有人物故事，特别是古代圣贤、皇帝、忠臣、孝子、裂女的题材极为流行。装饰方面，除继续使用铜、金、银镶套口沿或底部的扣器外，还有用贝壳嵌入器身的，或在器盖上用柿蒂形鎏金铜片、四叶蒂形铜片装饰，并在上面镶嵌珠饰。还有在漆器上用金银箔贴花（将金银薄片剪成各种纹样，如各式人物、飞禽、走兽、人形怪物、海水翔云等等，以胶漆粘于漆胎上，经过涂漆约二三层，再行打磨显出花纹，最后推光即成）和金银平脱（与金银箔贴花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平脱在金银薄片上再加3镂孔花纹，花纹上较大快的地方，再填以精细的毛雕，工艺过程比较复杂）。 　　汉代漆器上施画的技法主要有彩绘，即用生漆制成半透明的漆液，加上各种颜色，描绘于已经涂漆的器物上，色泽光亮，不易脱落。其次是油彩，用油汁调和颜色，描绘于已经涂漆的器物上。所绘花纹因油脂年久老化，易于脱落。另外有针刻，因针尖在已经涂漆的器物上刺刻花纹，又称为“锥画”，有的器物在刺刻出来的线缝内填入金彩，能够产生类似铜器上金银错的花纹效果。 　　汉代漆器主要由蜀郡（今四川成都）、广汉郡（今四川遂宁或梓潼）、河南郡（今河南沁阳县）以及都城长安的工官制造（汉代漆器一般都有铭文，除战国时已有的针刻和烙印外，还有墨书和漆书。凡属国家设立的工官，其铭文都有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