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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时期吏治考 　　摘 要： 对于汉宣帝时期的吏治，前人研究多集中于汉宣帝一朝所谓“王霸之争”，而较少关注当时地方行政之主体汉吏。本文以为在此变革时代中，身为“两千石”之封疆大吏，其在基层社会之实践亦是促成这一转型之重要因素。故而本文想借区域间社会变化之异同，探讨宣帝时期吏治发展及其特点，进而分析其变化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系运作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汉宣帝时期 吏治 “霸王道杂之” 　　 　　昭宣之世是西汉自武帝已降又一个关键时期。适时朝野面对武帝外征内敛、海内虚耗之局，霍光等人提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①之政策。然而变革并非仅限于宽刑仁政方面，实际上昭宣时代更是在“汉承秦制”方面有较大改动，其中尤以吏治堪称显著。武帝时苛政酷吏盛行，然自“盐铁之议”后，儒术不再居于“饰法”之地位，其影响之于行政方面日渐增大，最终于西汉末年成为主导社会思潮、国家政策之根本，此变化之关键便源于宣帝执政时期。 　　一、汉宣帝时吏治特点及其分野 　　宣帝一朝政治“王霸”色彩尤为显着，其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②令狐德解“王霸”即所谓“王道任德，霸道任刑”③。故在西汉语境中，霸道应是指“汉承秦制”以来所主刑名之术，而王道则是“独尊儒术”后再次兴起之儒学思想。宣帝时期执政理念亦是将此二者杂糅而成，故后世论及宣帝时既赞其有“知民事之艰难”之仁，又斥其有“修孝武帝故事”之苛。宣帝个人政治取向必然影响朝局中各派力量之消长，事实上宣帝一朝中央既有王霸之争，又有内外朝之对峙；地方既是孕育“循吏”人数最多之时代，同时又有酷吏之横行。可见这种政治思想上之杂糅，并未于实践中化解理念及各势力间之冲突，反而使得汉朝政局日益分裂。分属于王、霸两大阵营间的势力相互攻讦，终于西汉晚期酝酿为王莽“奉天法古”之极端。于此大背景下，汉宣帝时代吏治亦受其影响，在承袭先前发展轨迹同时更有其自身时代特点。本文首先论述的便是构成这些特点的因素及其具体表现形式。 　　如前所述，王霸之争之于宣帝时期实际上就是儒、法之对立。而尤能体现二者分野的便是“循吏”与“酷吏”之概念。“循吏”一词于西汉有前后认识不同。故虽《史记》、《汉书》皆有“循吏列传”然其标准互为迥异。大体而言，前者尊奉黄老“无为而治”思想，而后者则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其所为循吏便是“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④ 　　《汉书》中列举循吏如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皆奉行“富民”“教化”之政策，且自身曾受业于经学，可见是典型的秉持儒家思想之汉吏。而宣帝时太史公所言尚黄老之术的循吏已然寥寥，而班固所谓儒家之循吏才是其主体，故文章中所取“循吏”之概念遵从班固之说。而这些奉行儒家信仰之循吏，究其源流似有两支。其一为春秋战国以来儒学在士人群体中固有之继承，虽经秦“焚书坑儒”但依然延绵不绝。纵使于黄老之术盛行之汉初，依然有“文翁治蜀”之事迹被列入《循吏传》中，可见儒学思想在文化群体中影响之深远。其二为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于中央蔚然成风之儒学思潮。如果说前者之影响是渐进的，那么后者便是时代变革中疾风骤雨式的突进。二者共同影响其后昭宣时期吏治之发展。 　　至于“酷吏”，《汉书?酷吏传》有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原也。昔天下之罔尝密矣，然奸轨愈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又言：“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方略教道，一切禁奸，亦质有文武焉。虽酷，称其位矣。”⑤可见班固所谓酷吏者，是以法律为依据，深受法家“吏道以法令为师”⑥之影响，治尚严苛。虽然其认为这也可以摒奸除恶，但是毕竟苛责太甚，故对其评价可谓毁誉参半。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酷吏是“汉承秦制”以来深受法家影响之余续，酷吏也就是奉行律令为准则之汉吏。武帝时期“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⑦而用者多是张汤、王温等酷吏，其或“舞文巧诋以辅法”，或“以恶为治”。这种情况虽经“盐铁之议”后有所改观，然而霍光“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由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⑧宣帝“以霸王道杂之”中所谓霸道，自然是受前代苛政之影响。 　　两种吏道观可谓泾渭分明，然而无论是循吏抑或是酷吏都不足以概括宣帝时期吏治之全部。原因在于二者评判标准过于清晰，以至于大量同时代的汉吏无法归纳于两个体系之中。同时无论是循吏还是酷吏都只是相应群体中较为极端化之体现，从“循”与“酷”二字之意便可明晓。如前所述，循吏是奉行儒家理念行事之吏，而酷吏是指以律令为依据之吏，广而言之，包含循吏的更大群体可称为儒吏，相对而言包含酷吏的群体便是文法吏。两者判断标准依然是儒术与法令，不过是换作更为“中性”且广泛的概念。⑨当然，纵然是儒吏与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