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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信息工具选择 　　摘要：信息工具选择和运用直接关系到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的效果。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中信息工具的应用涵盖了信息收集渠道、信息公示平台、安全信息管理以及事后监管机制等。同时，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信息工具存在具有信息来源与收集路径的单一性、信息流通的内部性、信息控制与公布的主体的多重性和相对人权利救济的滞后性等缺陷。为此，需要有针对性地拓展网络信息的收集路径；严格信息流通的责任制度；加强信息工具与其他工具的组合运用；完善风险信息发布的相对人救济机制，并引入预防性诉讼和公益诉讼制度 关键词：信息工具；食品安全；风险规制；风险警示 中图分类号：D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 食品安全关乎民众切身利益与社会安定和谐。近年来，食品安全“风险”不断蔓延，并一次次触动着民众的心理底线。而市场主体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做到有效、全面的预测、处理和应对。作为公权力组织，政府在“建设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的宗旨下，有必要对食品安全进行必要的规制和干预，以保护公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信息工具由于其便捷、高效的特点，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政府进行公共规制的重要手段，并逐步应用于食品安全风险的规制领域 一、信息工具选择的现实背景与理论基础 信息，通常指对人类有用、借助于一定的媒介表达的内容。它广泛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并不断地被人们加工、利用和传播。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信息一方面呈现“爆炸”式的出现和传递；另一方面，其易传播性与易获取性没有缓解民众的选择恐慌。作为公共规制的重要方式，信息工具选择与运用正是为了解决信息需求增长与供给无序、选择盲目之间的失衡。在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中，信息工具更是直接影响到公众的消费倾向、经营者的实质利益和社会归属感。但是，由于理论界对于信息工具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实践中缺乏牢固、可靠、细致的经验总结和案例指导，导致这类问题仍然具有较大争议 （一）信息工具选择的现实背景 公共规制，是社会或公权力组织依据一定的程序、运用一定的方式对市场行为进行的调节和控制。传统命令控制型工具是依靠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示而进行的规制活动。长期以来，这一工具曾是政府对市场失灵进行调控的主要方式，在现实中也常常表现为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例如《食品安全法》第35条规定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食品安全法》第35条第1款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传统命令控制型工具的诸多缺点日益显现，这主要表现在：（1）规制力度强硬。命令控制型工具往往以“全有全无”的方式运行，不符合市场经济自主性与竞争性的特点，也不易于灵活变通和被相对方接受，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对生活必需品的定量分配往往难以满足民众的实际需求。（2）规制范围有限。由于行政主体精力有限，命令控制型工具的规制范围往往只涉及市场的某个方面，而难以贯穿和协调“生产―销售―消费”的全过程。实践中，行政主体基于规制成本的有限性，往往将其规制重心放在了市场准入许可环节，而忽略事中监管和事后救济，这可能使得规制效果事倍功半。（3）规制对象错位。命令控制型工具的规制对象集中于事前准入与“危情”应对，市场参与者对此“静态”机制了解之后，往往忽略社会责任与自身价值，肆意追逐利益。尤其在食品安全领域，许多食品生产者取得生存资格之后，再难遇到有效的监管。这样，规制对象的错位就会使得规制效果大打折扣。例如2016年315晚会曝光，网上订餐平台“饿了么”的部分商户在取得运营资质之后，由于无人监管，不仅实体店与网店宣传差距甚远，而且食品卫生让人大跌眼镜 作为一种新型的规制工具，信息工具以其间接性、温和性、可见性的特点，而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可，并逐渐在公共规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食品安全领域，信息工具的选择不仅在于打破“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风险信息优势与集体沉默策略”[1]，而且要建立规范、高效的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体系，并为相对人提供便捷的参与平台和权利救济途径 （二）信息工具选择的理论基础 规制工具是政府为了应对市场失灵所采取的机制与手段。有的学者将规制工具分为“管制工具、经济工具和信息工具”[2]。信息工具作为规制工具的一种类型，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民主化、信息化与科技化时代而发展起来的治理概念。相对于传统的规制工具，信息工具更加注重行政决策的针对性、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和服?铡Ｕ?如有的学者认为：“在多数情形下，信息工具的目标不在于直接改变目标群体的行为，而在于改变其对于问题的理解，进而改变他们的价值理念。”[3]近年来，学界关于信息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