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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道具”起源的形而上涵义 　　摘 要： 本文从“道”的起源入手，探讨“道”“形”“器”的变化与生成，引出“道具”的起源问题。“道具”既有“器”的用途，又带有形而上的“道”的内涵，起初作为巫术的一种手段，后来逐渐衍生出丰富的艺术形式，从而具有充分的美感。因此，“道具”是美的前身，“道具”之所以能演变为美，正因为潜藏其中的形而上涵义。 　　关键词： 道具 形而上 美 　　 　　“道”的观念最早是和“形而上”缔结在一处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概念初为《易经》提出，后来在翻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时候，这个词一定让译者狂喜。在思考世界本源的问题时，古老的中国文明并未让人失望。它找到了一个肩负开始的力量，并冠之以“道”这样一个优雅的名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道”的发现就像“理念”的发现一样激动人心，让蒙昧之中的人获得了星辰般的启示。在宗教之前，人就模糊地浑沦出了一个无极，这不仅在当时，即便在如今也给人心莫大的慰藉。道的浑沦让它不像宗教的神那样容易引起争辩，对于一种所有人都说不清也绝没有能力说清的事情，反驳的声音都沉默了。相较于希腊的雄辩，中国古代的智慧是一种“静女其姝”的美，如同藐姑射山的神人，绰约如处子。“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魔棒一挥，三个世界就形成了。而神秘的伏羲氏究竟是谁？已经没入长长的时光阴影之中了。 　　后来的老子也爱上了《易经》，同时继承了那种雍容的风度。“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１］简约明朗得让人叹服。“道”生出的“一”是个“整体”，“一”生出的“二”是一种“矛盾与对立”，“二”生出的“三”带有一种“联系”。三足才能鼎立，站稳了脚的“三”生化出了万物。万物的世界是我们周围“形”的世界。由此，“道”生出了“形”，“道”化成了“肉身”。“形”与“器”之间亦然如此。“道”生出“形”，“形”则生出了“器”。“道”宛如万物的造物主，轻巧地造出了“形”的世界，至少在人看来，是轻巧地吹口气的过程。“形”再去发现“器”、创造“器”，则耗了莫大的精力。好在过程虽然艰辛，但当“器”成器了之后，“形”的地位也提升了，似乎它也成为一个小小的造物主了。“形”在寻“器”、造“器”的过程中寻出了“理”。王弼注《易经》：“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物的规律是“形”的世界中的生命发现的。由此，一个生一个的过程终于完成了。在整个生成完成之后，“形”更加丰满了。带着“道”的基因，“形”来到大地上。在大地上它开始成为一个母亲，尽管是拙劣地模仿了最初的造物主，但是它毕竟做到了，它造出了“器”。从此“形”成为一座桥梁，一座沟通“道”与“器”的桥梁。从“形”身上一边通往最神秘的最无限的领域，一边通往最精确的最有目的的路途。 　　“道”的概念不是人生而有之的。原始人对于那种无限的完全未知的力量，包括太阳、天空、星辰……是好奇加恐惧的；对于那种半知半解的力量，如河流、山脉，森林……也是敬畏的。原始人有拜物教，有巫术，“道”在他们那个纯洁的头脑里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伟大实体。他们要生存必须能果腹，因此必须连通那种神秘的力量为己所用。因此他们制造了“道具”，发明了巫术，祈求来自未知力量的庇护，虽然更多的是出于“器”的目的，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自觉地和“道”扯上了关系，隐隐约约地出现了巫术的模糊影子。巫师渴望去把握无限，那种在种种神奇的表象之下的无限。尽管采用的是粗鄙的手段，带着实用的目的，仍带有一种精神的呻吟，力图要接近那不可接近的一切。中国的“形而上”、“道”，正是《易经》这本卜筮书所提出的。 　　巫术是人很早的发明，也是人特有的发明。这项发明之所以可贵因为它让人不仅只是一种会使用工具的高级动物。当然，巫术起源于一种工具性的目的，那就是促进生产。当最早的人突然产生了一种念头――把实物和抽象结合起来的念头，“道”已经在他的体内苏醒了，柏拉图称作是“回忆”起来了。那一刻他成为了一座桥，沟通了两个世界，尽管他只是简单地在洞穴里涂抹了一只野牛的图形，以符合内心某种神秘的联系――似乎这样能让他更轻易地捕到那头野牛。这个无意识的人的天真可爱的想法不是莫名其妙产生的，某种根植于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包孕了这种神秘的联系。谁也不喜欢看到照片里面的自己被挖了眼睛，尽管谁都知道巫术只是巫术。人对于“道”那个世界的掌握是少之又少，是暧昧混沌的，但人并不抛弃对于“道”的执着和信任。在人类早期模模糊糊的意识里，已经诞生了一种叫做“道具”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帮助人达到某个工具性的目的，但是它的原理不甚了了。人为什么凭着直觉就知道自己的照片被针扎不好呢？因为照片成了“道具”，指向了一种神秘力量，那种力量因为无知更加令人觉得恐惧。巫术作为一门“道具学”，如此发展成熟起来。一个胜利者把自己得胜的形状让人雕刻出来，成了形的“器”作为一种“道具”，让人感到一种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