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解读】.pptx

甲午战争： 战败实为“文化力”之败【解读】;　　在甲午战争中，相对于中国的一盘散沙，日本表现出“举国一战”的决心。1894年9月，明治天皇将日军大本营迁至距离中国较近的广岛。图为当时的广岛日军大本营。 　　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杨杰在《国防新论》中写道：“一个国家的强弱，是根据全国人力、物力、文化力的总和来决定。” 　　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的武力之战，也是两国的“文化力”之战。武力之战让我们看到的是舰船、大炮和热血，“文化力”之战则让我们感受到思想、观念和灵魂的力量。将武力之战与“文化力”之战结合起来，得到的是更完整的画面、更真实的历史，也更加引人深思，更加让我们的心灵受到震撼。 ;　　“文化力”不足，散而不聚焉能不败 　　“文化力”建立在文化之上。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习惯和信念，核心是价值观念体系。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决定一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特别是决定一个社会如何应对外来的新挑战新威胁。 　　在战争中，“文化力”首先构成一种独立的力量要素，它与“武力”相对应，以“军事软实力”的形式直接参与战略博弈。与此同时，“文化力”又以思维、观念作黏合剂和催化剂，广泛渗透进武力要素之中，影响武力的生成和武力能量的释放，间接参与战场比拼，常常是“润物细无声”。 ;　　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隔海对峙，中日两军海陆厮杀，一胜一败、完胜完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综合的。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取决于双方“文化力”的差异，只不过由于文化是一种软因素，不像武力那样物质化，它有其独特的作用机理和方式，容易让人视而不见。 ;　　我们观察清朝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以发现“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在朝廷，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不和，主战与主和态度分歧。朝中大臣们各有所图，各执一词。清廷关于对日战争的主要决策往往是多种主张角力妥协的产物，总体上杂乱无章法，没有魄力更没有战略智慧。 ;　　在战场上，湘军、淮军、绿营、练军、海军各成派系，“清军”成为一个复合词，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力量体系。即使是海军内部，也是南北各分畛域。丰岛海战后，有人建议清政府调南洋舰队北上参战，黄海海战后李鸿章等人再次提议，但终不见行。至于普通民众，更是一盘散沙，对战争漠然视之。 ;　　甲午战后，一位日本官员到湖北沙市，吃惊地发现在这座长江中游港口城市，官员和民众根本就不曾听说过刚刚打过的战争，他们还完全沉醉于自己的天地里。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莱说，此役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事尚懵然无知也。李鸿章自己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说他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如此散而不聚，战争焉能不败! ;　　而清朝上下为什么会如此散漫呢?一方面，是由于清朝政治体制统驭力不强，军事指挥体制效能太差，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又是因为清朝社会严重缺乏共同精神凝结，整个社会对于这场战争没有思想发动，没有精神激励，没有观念引领，官绅军民是一个没有共同灵魂和思想的集合体，实际上就是乌合之众。无论是制度方面的问题，还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从更深层次看都有思想文化上的问题。就是说，清朝所缺失的是“文化力”对战争的可靠支撑。杨杰将军一语中的：“甲午战争，不是中国的军队战败，而是思想战败。” ;　　国民意识比拼，心中没有国家与有国家 　　国民意识是国家“文化力”的第一支撑要素。国民意识就是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真挚的爱国情怀、为国效命的使命担当。一句话，就是心里有国家。国民意识建立在国民自由平等地位的确立上，建立在国民独立健全人格的塑造上。国民意识一旦形成，特别是当战争威胁来临之际一旦被激发出来，将产生巨大的精神能量，起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化育官兵、激励官兵、震慑敌人、瓦解敌人的实质性作用。拿破仑有一句名言：“精神胜于武力。” ;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近代国民意识已基本形成。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思想家们就开始提出“国民”问题，积极提倡“国民政治”，要求“对外实现国民独立，对内实现国民统一”。1879年，植木枝盛在所著《民权自由论》中说：“日本的农民们，日本的商人们，日本的工匠们，其他士族们，医生、船夫、脚夫、猎手、卖糖小贩们，乳母们，新平民(未解放部落民)们，大家联合起来!” ;　　当日本决定发动对朝对华战争后，原本存在很大矛盾的日本政府与议会之间，迅速消除了政治上的对立，在战争问题上进行密切合作。在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劝导下，许多豪商大族表示“不参军也要尽国民之责”，纷纷捐筹巨款。日本多数民众也在“伸张国权”思想鼓动下，被导向支持战争、参与战争，实现了“国民舆论的一致”。 ;　　根据日本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统计，1894年1月到 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像师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本身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