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细胞”体征的舆论场建构.docVIP

“单细胞”体征的舆论场建构 　　“场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一个关键的空间隐喻,即“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①在2009年新疆“7?5”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国内媒体积极构建社会舆论的过程可以被看做是对国内媒体进行整合,与国外媒体进行斗争的过程。其间反映出的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国内媒体与国外媒体以及正面舆论与负面舆论之间的斗争对抗,其实映射出了一种社会权力的结构关系,而这恰恰是布尔迪厄“场域”概念的关键所在。 　　单就舆论场本身而言,类似于一个单细胞生命体。核心信息就像是细胞核,核心价值就像是遗传基因。媒体构建的信息环境就如同细胞质,舆论的免疫机制与内聚力机制发挥的正是细胞壁的作用。通过各部分“机体”协调完成单细胞舆论场的代谢机能。 　　 　　细胞核――核心信息场构建 　　 　　1955年,美国学者多伊奇和杰拉德把对舆论的社会影响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纳入规范的社会影响和信息式的社会影响。纳入社会规范的影响包括价值观的形成,基本人伦关系和行为举止的确立,社会主流文化的熏陶,宗教或准宗教信仰的传布等。信息式的社会影响实质上是通过信息传播将舆论引导到合乎社会主流意识的轨道上。因此,可以将舆论场的构建分解为信息场和价值场构建两部分。 　　核心信息场构建。“7?5”事件中,舆论场域的信息场构建基本上是由舆论领袖、媒体、政府三方角色之间的权力关系结构的结果。三方以公布权威真实信息为己任,迅速形成了信息场建构的“铁三角”。它们两两建立一组协作关系,形成一种特有的信息传播视角与渠道,多角度多渠道构建了信息场。 　　首先,媒体与政府的协作。在此次事件中,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级媒体与政府通力合作,以迅速、权威、真实的信息发布成为催生信息场的主导力量。这种协作主要启动了一种信息的“证伪”机制,起到了净化信息场的作用。事发当天,当地政府连夜组建新闻中心,次日举行新闻发布会。随后又连续举行多场新闻发布会,主动向新闻媒体提供信息,让媒体在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主动向受众及时报道事件处置工作进展,报道受害群众的救助救治情况、恢复社会治安秩序的措施,报道乌鲁木齐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的情况,揭露“7?5”事件的暴力恐怖本质。来自政府高密度的信息发布使虚假信息与谣言的传播空间难以存续。 　　其次,媒体与舆论领袖的协作。舆论领袖是指“群体中热衷于传播消息和表达意见的人,他们或是比同伴更多地接触媒介或消息源,并热衷于传播消息或表达意见的人,或者同时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的意见往往左右周围的人。”②舆论领袖对于舆论的形成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媒体与舆论领袖的协作主要是启动了说服机制,它通过舆论领袖的说服来达成政府与受众的一致立场。新闻媒体以专访的形式让宗教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理论界等领域有高度权威性与广泛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人士发言。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讲述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诉说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帮助和引导人们深刻认识“7?5”事件的暴力恐怖本质和维护安定团结的极端重要性。 　　最后,政府与舆论领袖的协作。这种协作主要体现在二者政治立场与传播口径的一致性上。参加专访的舆论领袖与政府在平日里就在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等问题上达成了广泛共识,舆论领袖可以向受众传达政府的声音。这种协作主要是启动一种强化机制,通过二者传播口径与立场的一致性强化主流政治立场,例如对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哈吉?希拉伦丁、陈广元等宗教界权威人士的专访,对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阿不都热克甫?吐木尼牙孜大毛拉的专访,对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铁木尔?达瓦买提、司马义?艾买提等少数民族高层人士的专访,就是借助他们之口,表明了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此外,由政府、境内媒体、舆论领袖之间的权力“铁三角”经过高密度的媒体运作,有效预防了默顿所谓的“自我充实性预言”,即“最初对状态的错误理解而形成的一种潜在心理,可能导致错误变成了现实。”③这种高密度的媒体运作体现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平面媒体与广电媒体、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间的快速协同作战。“7?5”事件发生以后,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中国网等新闻网站与各主要商业网站利用网络媒体时效性强、覆盖面广、打破空间限制的优势开设专题,及时转载传统媒体重要稿件。同时充分发挥网络视频优势,在首页开设视频专区,将中央电视台所有关于乌鲁木齐“7?5”事件的视频节目上网。《人民日报》发挥新闻评论的优势,每天发表一篇以上的评论文章。新华社凸显自身动态报道时效性领先与深度报道影响广泛的优势,及时发布“7?5”事件最新死亡人数及民族构成的动态消息,播发了《暴行显示了什么――乌鲁木齐“7?5”事件采访思考》等深度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