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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丑娘》：传统孝文化的符号消费 　　《我的丑娘》是一部没有大腕明星、没有巨额投资、没有任何炒作的“三无”家庭伦理剧,面对“四星联播”、被媒体炒作得热热闹闹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强势登陆,在地方台低调亮相,却缔造了收视率是对方数倍的神话。这部“草根”“市井”题材剧被称为老百姓最喜爱的催泪大戏,获得了包括白领在内的不同文化、不同年龄、不同消费能力的观众的喜爱,并引发了网络对伦理道德的新一轮热烈讨论。 　　 影视作品能吸引人,关键是能讲好故事。讲好故事包含了两个方面,即说什么和怎么说。现今的家庭伦理剧多以年轻人的婚姻爱情纠葛为题材,如果有浓墨重彩塑造老人形象的也大多是反映婆媳关系。家庭伦理剧中的苦情戏,更被观众批评脱不了“好人受尽磨难,善良被欺凌,爱心被漠视的破碎家庭、破碎情感和破碎婚姻”的“三破一苦”怪圈,而《我的丑娘》却从传统孝文化话题着手另辟蹊径并大获成功,无疑给家庭伦理剧的突围指明了方向。该剧根植于生活,以丑与美、贫与富、虚荣与真诚的现实对比为着眼点,以一个儿子都嫌其丑的农村老妇的生活际遇展现了当代人的家庭情感生活,提出了“孝”这个已日渐模糊的传统话题。 　　 　　传统孝文化意义在剧本中的植入 　　 　　所谓百善孝为先,孝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东方特色的伦理思想之一。孝的本质是亲情回报,它的作用是完善人的品格,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在家庭和社会中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 　　《我的丑娘》讲述的是一个因为相貌丑陋而被亲生儿子拒绝相认的母亲,放弃养子家的优厚生活条件,以保姆身份走进了生活并不富裕的亲生儿子家门帮忙照看孙子,被儿媳猜忌、怀疑,又经历儿子家巨大生活变故却始终无怨无悔全身心付出的真情故事。善于挖掘身边题材的导演单联全称该剧是“发生在我们身边却从没被我们发现的令人捧腹又催人泪下的悲喜剧”,“坚信它能打动更多人”(《时代商报》2009年3月29日)。这部“草根”“市井”题材剧能征服包括白领在内的观众群体,便在于母爱与亲情的征服。剧本切中了现代人索取母爱却不思回报的敏感神经,把传统的孝文化推上了伦理道德讨论的风口浪尖。剧中人物所展示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子欲养而亲不待”“子不嫌母丑”“久病床前无孝子”“娶了媳妇忘了娘”等孝心话题,“远亲不如近邻”等和谐话题,“第三者插足”“傍大款”等家庭伦理话题引发的思考,正是传统孝文化在剧中的植入与延伸。 　　 　　剧中人物符号承载的传统孝文化意义 　　 　　属于精神层面的伦理道德规范往往是抽象的,而文化则可以通过具体事例对其进行通俗化表达。千百年来,孝的内涵被一个个文化符号不断诠释,并不断赋予新的内容。《我的丑娘》中,传统孝文化符号意义也由剧中人物来承载和植入,由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现实来体现。丑娘、李建平、梅大姐等是其中的典型。 　　 丑娘:慈爱的“母亲”。丑娘是剧中的核心人物,剧本赋予这个人物符号以一个母亲最真实的生活和最朴实的情感,以及最“真、善、美”的心灵。对待下辈,她是“慈母”。儿子与不知情的媳妇极尽不孝之举,她仍然做着儿子家最称职的保姆。儿子入狱后,她当乞丐、捡菜叶,吃着干糊剩饭就大葱只为了省钱给儿媳妇做顿好吃的。天下母亲为子女所能做的,她几乎都做到了。若只是对亲生儿子如此,这个人物形象还不够丰满,丑娘的慈爱还体现在对其他小辈上。对收留她的李建平、许倩倩夫妇表现出的慈爱犹如亲生母亲,并且化解了两人的婚姻危机;对心底阴暗虚伪、一心想做女主人的势利保姆金兰,丑娘面对她的百般刁难依然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主动为她承担罪责,硬生生感化了这只迷途的羔羊;对待梅大姐的瘫痪婆婆,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谈心交心,悉心照料不求任何回报。 　　李建平:不孝子的浪子回头。剧中的李建平年轻时曾因自己的丑陋长相交不到女朋友而怪罪丑父丑母,结果逼得父亲自尽,母亲出走。步入中年后的李建平成了一位成功的商人,娶了一个小自己20岁的漂亮娇妻,他对年轻时的不孝行为追悔莫及。寻找失散的母亲并尽孝让母亲安享晚年,是他多年的夙愿。阴差阳错,他开车撞上了外形极像生母的丑娘,后虽知丑娘并不是生母,但仍执意将无家可归的丑娘请回家,在孝敬丑娘的同时,体验到了有娘的感觉。剧中的这个人物符号,不再是不孝子,而是“子不嫌母丑”的上流阶层孝子代表。 　　梅大姐:“久病有孝媳”的俗人中的人格富翁。梅大姐在剧中是以赵小旭的邻居出现的,是剧中最闪光的配角。这个“一没有拴住老公,二没有教育好孩子”的中年女人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固定的工作,性格极为泼辣,心直口快爱骂人,在作家丈夫张文健眼里是一个没有品味的俗女人,可剧情给她安排了一个瘫痪的婆婆,她数年如一日地照顾这个老年痴呆、老往墙上抹屎的婆婆,这个人物符号承载了“久病有孝媳”的传统孝文化意义。在丈夫变成植物人,情人弃之不顾后,她将其接回家中侍候,并读着他写给情人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