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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轻词而重诗”说献疑 　　摘要：苏轼在诗和词的创作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相对于他的词而言，有很多学者认为东坡“轻词而重诗”。但事实上，苏轼不仅词作瑰丽，更重要的是突破了诗尊词卑的传统观念以及“艳科”的传统，提高了词的文学价值，使词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这说明他并非“轻词而重诗”，而是词诗双向发展。 　　关键词：苏轼；宋词；轻词重诗；革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3-0020-02 　　 　　词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式。宋初，词被视为艳科小技，评议不多，最初论词，多见于序跋和书札，大都出于苏轼及其门下弟子，这一类是论词单篇。此后产生了论词专著，如杨绘《时贤本事曲子辞》、王灼《碧鸡漫志》等。 　　作为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苏轼常把词称作“小词”、“微词”，在《与蔡景繁》书中曾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答陈季常》书又云：“又惠新词，句句警拔，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更有甚者，在其《替张子野诗集后》中说：“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苏轼在此将词看作是“诗之余技”，虽如此，我们也不能就此就认定苏轼“轻词而重诗”，这些言论完全可以理解为苏轼就词的发展先后立论，并非是对词的贬义。苏轼是推崇词体的，并且他鼓励作词，但他不满前人一贯的浮艳词风，提倡对词进行一定的革新，这对南宋词坛倡导复雅的风气有一定影响。 　　苏轼对词的看法在学术界有很大的争议，往往认为他“轻词重诗”。对此，笔者并不认同。如果说苏轼“轻词而重诗”，那么他就不会在词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正如陈延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七中所言：“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越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于诗文之右”。 　　苏轼对词的改革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轼确立了豪放旷达的美学风格，创立了豪放词派，为词的发展新开一面。陆游曾说东坡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曾?V也说苏词“豪放风流，不可及也”。自苏词始豪放与婉约成为两个最基本的词体风格范畴。 　　其次，苏轼打破了音乐对词体的制约和束缚，以写意为主，推进了词律的发展。 　　李清照《词论》批评苏词为句读不茸之诗，《苕溪渔隐丛话》也说东坡词似诗，然而正是这种“以诗为词”、不擅唱曲打破了以往词律，开创了音律不谐的新局面，给文字更大的自由，让丰沛的激情和奇岖的想象任意驰骋。于苏轼来说，词首先是像诗一样的抒情文体，其次才是演唱的歌词，词最主要的的在于动心而不在于悦耳，因此，苏词突出了内涵、强化了文学性。自此，词逐渐脱离了音乐成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体裁。 　　第三，苏轼以其伟大的人格为词品的提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在美学追求上化俗为雅。当柳词风靡之际，他清醒地认识到“世言柳耆卿曲俗”，并把柳词“以俗为美”的审美趣称为“柳七郎风味”。柳词的“以俗为美”主要表现在词的题材内容、形象的塑造，以及井俚俗言的应用。这些使得柳词过于香艳、淫亵，许多文人不屑一顾，李清照更是认为其“词语尘下”，韵终不胜。鉴于此，苏词自然而然的就把这种“士格”转化为美学风格高扬。在婉约词的创作上，苏轼对柳词进行了革新。在美学追求上化俗为雅，具体表现为：在题材变多写社会市井俚俗生活为多写士大夫文人的高雅情趣，将词中的青楼歌妓的形象转变为大家闺秀，在语言上摒弃市井俚俗为士大夫文人惯用的书面词汇。这种“化俗为雅”的在中国的词史上可谓是一大创新。如《贺新郎》（乳燕飞华屋）一洗花间词风的风尘、淫靡之态，不仅深情款款，又品格独高。 　　（二）雅艳相济，刚柔并举。“词有二派，曰刚与柔。毗刚者斥温厚为妖冶，毗柔者目纵轶为粗犷。而东坡刚亦不吐，柔亦不茹，缠绵芳悱，树秦、柳之前旃；空灵动荡，导姜、张之大辂。唯其所之，皆为绝之”。从冯煦为朱孝臧注《东坡乐府》作序可看出苏词最大特色就是在刚柔之外自成一体。然而，苏轼并没有完全抛弃艳情，而是在保留传统婉约词的“艳科”特征的基础之上对其加以改造、淡化和内化。 　　在中国词学史上，婉约词以柔靡绮丽为美，内容富有浓厚的胭脂粉味和富贵气，语言上“最着意设色，异文细艳，非后之纂组所及”。苏词并没有体现传统的“以艳为美”，而是以高雅来冲淡和减弱“艳”的浓度，使其藏于里而不漏于外，并且使雅与艳在婉约词中相互调节。 　　另一方面，苏轼将红颜歌妓作为映衬，来衬托主体男性形象的刚猛和力度，如《定风波》（送元素），这一类词将温柔多情的女性形象与意气风发的男性形象相结合，使得刚性美和柔性美和谐而统一，这正是刚柔相济的完美体现。 　　（三）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词到苏轼一改以往的“男子作闺音”的风格，他不但祛除了婉约词中的脂粉气息，并且还在词中寄寓了创作主体的精神思想和个体思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