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的异质性与诗的“误译”.docVIP

语言文化的异质性与诗的“误译” ——兼谈庞德中国古诗翻译的得失 文／姜坤 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是与一定民族的成长紧密关联的，是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状态的反映。由于不同的背景，不同语言之间往往具有一些不对称的东西。总体上说，就是语言具有异质性。这种状况的存在，对于交流往往造成不同程度的障碍。事实上，不仅不同语言之间，就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或者不同时代的同一语言往往也有一些不对称的地方。只是作为同一语言的方言之间，以及不同时期的语言之间，在文化心理渊源和形态上是一致的，这些异质性的东西一般不会造成太大的障碍，因此常常被忽略不计。而不同语言之间，比如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之间，不仅在文化渊源上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在表现形态上也完全不同。这就意味着，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必然存在许多不对称。 就一般交流而言，语言的模糊性和语义的大差不差，似乎并不会带来太多的问题。但对于特别强调文字背后意味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的翻译来说，就个问题就非同寻常了。对此，中外学者早有论述。 德国语言学家吉伯尔在《诗的翻译中语言和思想上的变形》一书中，论证了译文与原文的差异正是语言的特质造成的。德国启蒙主义哲学家狄德罗认为，诗的韵律就是心灵的节奏，从这个角度看，诗歌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甚至说：“所谓诗，就是在翻译过程中丢失的部分。” 从诗的语言差异效果出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大师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所谓“诗不可译”，绝不是说诗歌不能用另一种语言翻译出来，问题在于，可以翻译出来的是诗的音响、韵脚等所有感性形式及所有物象，然而却不能让读者感受到差异印象。这差异印象就是翻译诗后难以感受到的，也是无法翻译的。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解释，差异印象是通过选择用词、词的组合、句子的搭配和曲折婉转中的细微的不同寻常性来产生。这对于非本民族语言的人是永远无法体会的，只有生活在此语言天籁中的人，并具有敏锐的差异感，才能对语言规范的任何偏离有所感受，才能象感官印象那样去引起惊异。 多年来，对于诗歌可译或者不可译，我国文学界和翻译界也一直存在着争论。有人认为，译诗虽是极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如鲁迅、冰心等人就认为“译诗是一种卖力不讨好的工作”。有人则认为，诗的误译是不可避免的。如杨周翰等认为，“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往往不能同另一种语言中的某个词完全吻合。这种现象在诗歌里尤为突出。”因此“文学翻译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在‘不可能’和‘必须为’之间讨生活。最上乘只能近似，不错是不可能的”。 如果从纯粹语言层面上讲，汉语在语言组织法上注重意合，是语义型语言，比较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而这一结构特点又正好适合汉字的特性。而英语注重形合，属于形态型语言，强调语言形态的外露及形式的完整。这与其使用的拼音文字相关的。如果从文化心理上讲，汉民族在思维习惯上注重悟性，强调“微言大义”、“言外之意”和“含蓄”、“韵致”，因而语言表达上具有神秘性和模糊性特征，表现在文学上则贵含蓄，忌直露。而英语民族的思维习惯重理性，注重形式逻辑及理性主义，注重形式，强调实证，在语言文学上也就表现为注重形式完整和逻辑严密的特征。汉英语言之间的这种差别，意味着要把汉语诗歌译成英语时，要把原来含蓄深藏的东西明白无余的说出来，否则就造成理解上的困难，或者就根本无法理解。因此，译诗要保持原诗的形式，不仅要保持原诗的行节和全诗的形式，而且还包括脚韵在内，恐怕只是一种美好愿望罢了。 事实上，形式和韵律恰好是不同语言之间最具异质特征的，这从汉语和英文之间的差异性上不难看出。辜正坤先生在其所著的《中西诗鉴赏与翻译》一书中，对诗歌可译与不可译的因素，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诗歌的行数，一些等值词汇、短评等，某些人名、地名（音译）、基本情节（叙事诗），一些句法结构及诗的基本思想等，是完全可译的；而韵律、节奏、音节发音、特殊的修辞手法等属于语言本身的固有属性的东西，往往是不可译的；在这两者之间则有很大一部分词汇、短语、句法形式、修辞手法、文体风格等，是既有可译的方面，也有不可译的方面。至于可译不可译，则要受诸如翻译的功能、审美趣味，以及译者、读者的层次等要素的制约。 由于语言在形式和韵律等方面的异质性，而诗歌又在这些方面的要求又远甚于其它文学形式，误译成为诗歌翻译中的必然现象。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诗歌翻译在形式和韵律等方面将完全无所作为呢？究竟如何处理才能尽量接近于原意呢？下面试结合美国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诗歌的独特形式要求语言要含蓄，具有暗示的特点，而意象的创作方法含而不露，能够充分启动读者参与诗歌欣赏的过程，启发想象力，给人以启迪。从这一点来说，庞德等意象派诗人，和我国古代诗人在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