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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时英研究综述 　　摘要：穆时英研究经历了从创作之初的繁荣走向沉寂，新时期又重新被纳入研究视野的过程。本文试图梳理近八十年来对穆时英作品的研究，阐述可喜成绩的同时试总结其特征与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发现新的研究生长点。 　　关键词：穆时英　研究　综述 　　 　　穆时英是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实践和丰富了新感觉派的创作实绩。并在当时的读者群和评论界引起巨大反响。由于出任汪伪政权文化要员并遭暗杀伏尸上海四马路，对穆时英的评价自此定下“汉奸文人”的基调，从众声纷纭走向沉寂。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话语圈和文学批评界将其作品长时间搁置，穆时英的名字几乎被文学史刻意遗忘。新时期以后，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复苏，对穆时英的研究终于浮出历史地表，实现了从政治意识层面向艺术本身，由外在形式向内转的变化，并取得相当大的突破和成绩。穆时英研究的几度沉浮、对其作品的切入角度以及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我国理论批评界的观念、意识转型和发展历程，目前取得的系列成果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在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也具有普遍性和警示性，这是我们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要原因。 　　 　　一、从繁荣走向沉寂 　　　穆时英研究从他的创作开始就呈现出蓬勃的局面，他的短篇小说集《南北极》一面世便吸引了文坛的特殊兴趣，之后风格差异极大的《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相继出版，更引起轰动和诧异，一时间褒誉声、质疑声纷踵而至。对其批判声音最多的，自然主要来自左翼评论圈。事实上刚开始穆时英带有强烈反抗色彩的作品如《咱们的世界》、《黑旋风》等让他们欣喜地看到了一种新鲜明快的大众化口语和关注底层的创作题材，但其中存在的“意识形态上的缺陷”也是最为他们所诟病的。阳翰笙首先指出《南北极》是“全被流氓的意识所浸透的”，但评论者在最后还是给穆时英以极大期许，希望能将其纳入普罗文学的发展正途。钱杏?在《一九三一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肯定穆时英小说文字技术方面大众化的倾向和阶级对立的叙述，也指出其中的流氓无产阶级意识等缺陷，这段评论为左翼批评界对穆时英的评价定下基调。当穆时英的《公墓》等集子出现后，左翼评论界在诧异之余纷纷由规导转向抨击，瞿秋白的“红萝卜”论斥责其表里不一和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精神气质，相对于前一阶段评论界将穆时英部分引为同类的看法，这篇文章敏锐地意识到了穆时英与普罗文学的本质区别。穆时英从在文学界崭露头角之时便面临革命文学话语的理论评价和舆论压力，而这些严厉的批判之声实际上把穆时英更远地推离了普罗文学的创作轨道，反而迅速转向显然更适合他的生活、他的趣味的新感觉风。左翼文坛以政治――社会批评模式评价穆时英创作的得失。在今天我们可以指出这一批评方法的偏颇，但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下，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批评家对其思想内容的指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随着对峙与矛盾的日趋激烈，左翼方面后来甚至转向人身攻击，越来越偏离了文艺本身的探讨性质。 　　另一种声音对穆时英的评价则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显示出较为公正和更能凸现其创作特色的风貌。大多数肯定性的评论都聚焦在穆时英作品所创造的新鲜而独特风格之上，这固然不错，却还仅仅局限在形式领域的探讨中。相对左翼文坛以阶级性标准评价穆时英带有现代主义的创作。从艺术审美方面人手显然更能发现其独特的价值。杜衡在《关于穆时英的创作》中指出穆时英对中国都市文学的贡献，同时敏锐地发现“作者的确是努力在堕落的都市生活的混乱和厌倦中暗示着一种新的势力的勃兴，虽然这种努力的效果比较薄弱”。沈从文在《论穆时英》中从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角度指陈穆时英作品中存在的缺陷，“技巧过量，文字近于邪僻”，这些批评基本中肯地指出了穆时英作品中的不足之处，但这种印象式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缺乏学理的深度和全面客观的关照。施蛰存创办《现代》杂志，对穆时英的创作寄予厚望，认为自《公墓》为始，“他的创作有了更进一层的修养，他将在此作风下创造他永久的文学生命”，基于将杂志编成一切文学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而非师傅)这一理想，施蛰存对穆时英的文学生命甚至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然而让人遗憾的是，现代派在中国始终没有得到理论和舆论的支持，也没有得到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虽然当时对穆时英创作的关注度极高，评价却一直相当混乱，穆时英又因为“变节事敌”而横死，除了在日本新感觉派作家群中引起反响外，对他的批评在评论界自此销声匿迹。穆时英研究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并能涉及到文学创作中的许多理论问题，如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创作与批评的标准等，这些问题的探讨意味着文学发展的多元化或一元化局面，然而这些探讨在当时始终未能深化。 　　建国后，在现实主义一家独尊的语境下，文学创作失去了多样性和丰富性，穆时英的作品更因其本人的政治身份被排斥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