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选择译介《悲惨世界》的原因.docVIP

苏曼殊选择译介《悲惨世界》的原因 　　摘 要: 苏曼殊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苏曼殊翻译的小说和诗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一直吸引着后人对其进行关注和研究。文章着重对苏曼殊为什么会选择《悲惨世界》来作为他的翻译对象,其中寄予了他什么样的思想进行探讨。这其中有政治因素,文化方面的因素,以及自身的原因。 　　关键词: 苏曼殊 小说《悲惨世界》 翻译思想 　　 　　苏曼殊是近代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同时也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苏曼殊翻译的小说和诗歌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一直吸引着后人对其进行关注和研究。苏曼殊是于1903年凭借其翻译的《悲惨世界》走上译坛的。至于苏曼殊为什么要选择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来作为他的翻译对象,其中寄予了他什么样的翻译思想?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在此作一些探讨。 　　一、当时的“雨果热”起到了一定的促成作用 　　雨果是19世纪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是法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资产阶级民主作家。他一生的主要思想是发扬人道主义、反对暴力,提倡以爱制“恶”。雨果曾在1861年在《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中发表自己对火烧圆明园的看法,信中详细地叙述了圆明园的辉煌和价值,他痛斥联军是强盗,愤怒地谴责了他们侵略和毁灭东方文化的罪恶行径。如他在信中写下了这样一些话:“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劫掠,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对圆明园的一场大规模的洗劫完成了,赃物由两个战胜者平分。”“一个战胜者装满了他的口袋,另一个看见了,就塞满了他的箱子。然后,他们手挽着手,哈哈大笑着回到了欧洲。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我希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洗清罪恶,把这些赃物归还被劫掠的中国。”[1]从这些话语可以知道,这不仅仅是一封信,更是一篇义正严词的檄文,雨果的“两个强盗”的经典比喻,揭露了英法两国的恶行,并希望两国能够承担历史罪责。这封信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说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每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读了之后,都会对雨果产生敬佩和喜爱之情。但雨果最早为中国人所认识的却是在1902年年底,梁启超在他主编的《新小说》第二期的插页里,印上了两幅外国大文豪的照片,一位是英国的拜伦,当时译为摆伦;另一位便是雨果,当时译为嚣俄。[2]这是首次对法国小说家雨果作了介绍。[3]但据目前现有资料来看,马君武是中国最早详细介绍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学者。他于1903年3月12日在《新民丛报》第27号上发表了《茶余随笔》,其中文章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爱国之女儿”、“菲律宾之爱国者”、“中国人无公共心”。在第二部分“菲律宾之爱国者”中,马君武提到爱国者有多种类型,如:“有能言之爱国者,有能文之爱国者,有能行之爱国者。”“所谓能言之爱国者,激励民气,抵御异种,敝唇焦舌,图利国家,若德摩士电Demosthene、甘必大Gambetta之徒,即其人也。所谓能行之爱国者,溺爱自由,梦想革命,捐躯弃名,以为民役,若克林威尔Cromwell、罗拔士比Robespierre之徒,即其人也。所谓能文之爱国者,发挥共和,鼓吹自由,排除王政,九死不悔,若拉马尔登Lamartine、雨苟V?Hugo之徒,即其人也。”[4]雨果名字赫然被列入“能文之爱国者”中。 　　马君武在1903年3月27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8号上,发表一篇《欧学之片影》的文章,其第三部分为《十九世纪二大文豪》,谈的正是雨果和拜伦这两位大文豪。19世纪的大文豪有不少,可为什么只有雨果和拜伦才能称得上呢?马君武给出了明确的答案,他说:“十九世纪之大文豪亦多矣。其能使人恋爱,使人崇拜者,非苟特Goethe(按:歌德),非许累尔Schilles(按:席勒),非田尼逊Tennyson(按:丁尼生),非卡黎尔Carlyle(按:卡莱尔)。何故?因彼数子之位格之价值,止于为文豪故。至于雨苟Victor Hugo(按:雨果)及摆伦Byron(按:拜伦)则不然。”马君武紧接着进一步叙述雨果和拜伦独特的地方,他写道:“雨苟者(一作嚣俄),法兰西之大文豪也,而实爱自由之名士也、国事犯也、共和党也。摆伦者,英伦之大文豪也,而实大军人也、大侠士也、哲学家也、慷慨家也。若二子者,使人恋爱,使人崇拜,使人追慕,使人太息。”[5] 　　据上我们可以了解,马君武对雨果的认同,主要还是超越文学层面的“位格之价值”,侧重的政治因素。他把雨果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鼓吹自由”、“排除王政”、“坚持共和”,并“九死不悔”的民主斗士来看的。这是由梁启超发起,马君武紧随其后连续两次对作家雨果的详细介绍,并由此掀起了一股小小的“雨果热”。 　　接着,鲁迅先生于1903年6月15日在《浙江潮》月刊上发表了雨果《悲惨世界》翻译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