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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对我国社会管理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社会信息化浪潮、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政府社会管理改革已成为了一股无法阻挡的世界潮流。这场剧烈的改革运动对于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行成了巨大的冲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被卷入了这一潮流。在这场政府社会管理的革命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管理理念。这种新的理念包括：政府社会管理应以群众为导向，政府应开放公共设施，完成公共管理和政府职能社会化，加大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政府的管理职能应充分发挥带领作用，政府的工作中应导入市场化机制等。政府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行政改革大多都是从如何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而进行的。并且，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也越来越成为政府职能的发展方向。 　　西方国家在实行政府工作社会化的过程中，他们的政府的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管理理念以及组织结构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首先，从政府的管理方式看，西方国家的政府都改变了以往的官僚主义气息，提出了政府管理实际的重点不是投入而是结果；政府官员的管理动力不是来自于国家规定的规章条文，而更是来自于自己的信仰和使命，他们提出了，宁要市场机制不要官僚主义机制，政府官员的重点不在是为公众提供简单的服务，而是向自愿服务、公营和私营各部分提供催化剂，让各个部门来解决自身的问题。其次，在政府的组织结构看，西方的一些国家进行政改革的时候，为了适应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要求，通常尝试建立企业化政府，将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方法带入到政府管理中来。再次，从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来看，主要是政府要下放权力，把权力从政府部门那里转移到每个社区，把权力给公民。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在政府职能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这些变化，根本不可能把政府职能社会化进行大幅的推进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非政府组织的产生也是西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有社会化趋向的重要反映。总体来说，非政府组织主要有各种商会、公证机构、研究咨询服务机构、各种各样的代理机构、各种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和计师事务所等，有资料说明，美国现有行业协会有20多万个，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等国，每个行业协会加入的企业占本行业企业的90%以上。这些企业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发挥着协调作用，企业为政府服务，帮助政府办理事务，加强政府与社会和企业之间的联系，这样，不仅可避免政府对社会和经济的干预加大，又能够弥补市场机制欠缺的地方。总体而言西方政府职能改革社会化的发展趋势，给我国政府提供很多的启示和借鉴。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建立了一个非常全能的政府的治理模式，市场被政府取消，我国政府的权力渗透到了社会中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里的方方面面，这让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下降、社会成员生产积极性受到抑制、行政组织运转低效等重大的危机。到了90年代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同时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深入。到了现在，仍然有人对于政府职能的社会化有着非常模糊的认知，最强烈的表现就是很多人对政府职能社会化的走向不明确，这个严重限制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快速转变，这为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使政府职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它们随着政府的退出，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发生了一些服务和管理上的“真空”，他需要新的组织去填补这个空缺。此外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也产生了大量的政府控制之外的许多的社会资源，使这些新的组织他们有可能可以不通过政府单独的发展壮大。同时，我国也加强了对新生组织的管理引导。我国政府陆续颁布了、《公益事业捐赠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办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等许多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促进了新的组织的健康发展。他们就是人们所说的非政府组织。现阶段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民办非企业单位，另一类是社会团体。这些年来，我国社会在政府和个体之间正是缺少非政府组织这一中间层，使得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相对较弱。我国在计划经济年代，这一点表现得特别严重。我国因为缺乏非政府组织，政府自认所有的事情都应该由政府监管，政府管理了所有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公众也形成了一种有问题找政府的理念。所以政府关了很多他们管不了也不应该管的事，然而需要政府去管理的事情政务却没能管理好，这加剧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不平衡，更加降低了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由于上述的这些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越来越快。这些非政府组织承接了一部分政府的职能，寻找到了新的公共活动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需求。 　　总体而言，自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由直接向间接、由微观向宏观转变，从前由政府承担的一部分职能逐渐向社会上的非政府机构转移，新的社会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