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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翻译理论的可借鉴性 　　摘 要： 本文以中西方翻译理论发展史为线索，重点探讨了这两大理论体系的演变与发展过程，通过对比发现了其各自的精辟所在，并进一步分析了西方翻译理论能为我所用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 西方翻译理论 对比 借鉴 　　 　　一、引言 　　翻译，是人类最复杂、最困难的活动之一。什么是翻译？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而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To turn into one’s own or another language.”美国翻译家Nida（奈达）的定义中，把“意义”概括成“语义”和“文体”：“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firstly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转引自Nida, Eugene，2001) 　　以上定义只涉及了翻译的形式、性质；而翻译的实质和内容，是一个科学的定义所不能完全包含和体现的,它涉及认识、审美、语言文化修养等方面内容，然而翻译理论的指导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 　　中西方翻译理论从属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彼此间存在差异,但并不相互排斥,并且具有诸多共性,比如译文必须忠实于原作,译文必须通顺,译文读者具有原文读者相同的反应,译者必须精通源语和译语,并且通晓两种语言的文化，等等。下面，我们将分别对中西方翻译理论作一回顾。 　　二、中国翻译理论简述 　　中国翻译，从东汉的佛经翻译到明清的小说翻译，再至现代翻译，从实践到理论，对世界翻译史的研究和现代翻译学的建立具有不可低估的贡献。传统翻译理论论点精辟，内涵深刻，既饱含中国文论和文艺美学精髓，又充分发挥了中国哲学对其积极、能动的互补作用。 　　我国早在东汉时期，就有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论述了佛经的翻译标准。文中多次出现“传实“、“贵其实”、“因循本旨”的观点，究其本质，就是今天的“求真求实求信”。文中还提到，“其辞不雅”，这个“雅”实际上就是追求文字的典雅。 　　严复，在中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翻译家。他既汲取佛经的翻译思想精髓，又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中鲜明的提出“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的翻译标准。这三个字，以其简洁明了、概括力强的特质，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一大批翻译家，比如，朱生豪、杨宪益。 　　郭沫若的“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于可以超过原作”让一批从事翻译的痴痴学者，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点破了翻译的美学标准和极致要求。 　　罗新章将所有这些中国的翻译理论归纳、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发展路线。现在应该再加上刘重德的“切合风格”（转引自刘重德，2007）。故而我们看到的这一条线，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条关于文学翻译理论的绝美的线。究其原因，中国的翻译始于佛经，盛于清代的小说，所以，一直以来，文学翻译实践在中国翻译活动中占主要份额。 　　三、西方翻译理论回顾 　　翻译在西方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安德尼罗科（Livius Andronics）翻译的拉丁版的《奥德赛》被视为西方翻译历史上的最早译作。中世纪出现了《圣经》翻译高潮。文艺复兴以后，宗教、思想、政治、文学、艺术、建筑等都影响到西方的翻译活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才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层面，但仍然有许多理论进展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西方的翻译发展至今，主要有两条主线，即语文学派和交际理论派。语文学派的翻译思想非常接近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而交际理论派，则是颇受西方的结构语言学派和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影响。当然，纽马克本人就是语言学家。下面分别回顾一下这两条线的发展情况。 　　语文学派：早期这一派激烈争论的焦点就是“直译”和“意译”。杰罗姆和路德对《圣经》的翻译主张以意译派的胜利告终。而Willis Barnstone(威利斯?巴恩斯通)，一位美国翻译大家则认为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翻译，不管谈得如何头头是道，他们讲的并不是翻译理论（尽管我们通常称之为理论），而只是应用于文学的翻译原则与实践史。以下回顾一下几位代表人物。